一个人，在他的人生旅途中，总会发生一些叫人意料不到的变化。我说的这个变化，并不是说超越了他的命运轨迹，改变了他的整个命运。而是说，一个人，会被他自己的命运驱使着，去做出一些连他自己都想不到的选择，就象完全换了一个人似的。叫人乍一看去，似乎是这个人发生了一些本质的变化，又到了一个命运的关节。其实，这都是一种误解，就象我在结婚之后的变化一样。

结婚之后的我，突然间，有了一种想过安稳生活的愿望。说是愿望，其实比愿望来的强烈。那其实是一种渴望，是一种追求。乍一看去，这和我从小就当兵，又连续不断地游走漂泊，满心里那一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是多么不协调、不和谐。然而，这是当时的一个事实，是一个我自己都不太敢相信的巨大变化。

我就象刚刚打完了解放战争的老兵们，没啥更多的想法，就是惦记着“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就是急切切地往家赶，就是一门心思地回家过安稳日子。

找到了一个好媳妇，建立了一个小家庭，（原谅我到现在还没有讲到我的太太）—好像突然间的变化，我一下子变得就像很多人说我的—“很庸俗”。我倒不是操心那些住家过日子的小事，再说那些柴米油盐鸡毛蒜皮，我在部队那么远的距离，想管也管不了。但是，以前我连想都不会想的一个问题，现在却一下子在我的心里占据了很大的一个位置。或者说，一个现实的矛盾，一下子摆在我的面前，让我不得不想，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就是已婚的军人们最常见的、最现实的、最难解决的、也是最大的困难：两地分居。

关于两地分居的困难，是大部分已婚军人都深有感受的。其中的凄凉痛楚，不是一般人能体会到的。很多有为青年，之所以在部队坚持不下去，并非计较金钱待遇，也不是拈轻怕重吃不了部队的苦。就是这一个两地生活，愁死了多少人。

我曾经见到不少，好端端的很圆满的军婚，平白无故的就解体了。两个人珠联璧合的，说离了就离了。说到底，根本就不是平白无故，不是无疾而终。那个罪魁祸首，大多不是什么第三者，不是家庭经济困难，甚至不是婆媳不合。说到底，就是两地分居，长年累月的两地生活，一年两年的见不着面。

我刚当兵那一阵子，部队真的是艰苦。别说野战部队，就是我们军区的直属部队，也基本上驻扎在乡野农村。那些正规部队，藏的就更深更偏远了。那时候，部队整天的准备打仗，当然要讲究隐蔽疏散，让你不管是什么敌人来了，也找不到打不着。军队嘛，这么做是理所当然的事。敌人找不到，原子丨弹丨打不着，可苦了我们的干部家属了，当然就更难见上亲人一面了。

因为这个苦处我见得太多了，所以有些感同身受的感觉。所以从我决定结婚的时候开始，老早就想到了这个难处。我就悄悄地做起了工作，往家乡的部队调转。说是做工作，其实就是挖门子找人。

我这种做法，既可以叫做未雨绸缪，居安思危，也可以叫做先下手为强、活马当作死马医。这就是我长期做报道工作带来的好处，养成了凡事多看几步，遇事先走几步的好习惯。这是一般人很少想到、做到的。

常言道，人无近忧，必有远虑。说实话，在一些长远大事上，我总是处于一种近忧状态，总是在往远处想，所以，总是在做一些防范于未然的事情，总是打一些提前量。这样做的好处当然很明显，会使我少吃很多苦，少遭很多罪，少走很多弯路。但是它的直接后果也很明显，就是平时显得很操心，事无巨细的，弄得自己很累。

向上面提转业，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既不可能批准我，也不可能给我带来一点好结果。再说，我也根本没有转业的理由：年轻有为身体好，部队又缺我这样的干部。我刚结婚，又没有什么实际的困难，要是我大言不惭地提转业，肯定是偷鸡不成倒蚀一大把米，哪个领导都不会给我好脸色。

唯一的办法，就是渗透。说到渗透，其实就是吹风。半真半假地，时断时续地，找一两个主官、就是在这件事上能说了算的领导，私底下不时地透一透想调转的事。点到为止，见好就收，不求明确答复，只要让他明白，仅此而已。

他们没有明确地拒绝我，当然也可能是在半真半假地对付我。只是说，你自己联系吧。其实他们谁都知道：想调转到驻在城市的部队，谈何容易。

很多人都说我是幸运的，我也承认。在几个关键的转折处，我都很顺、很少磨难。这中间，也包括我调转的事情。其实，我没有意识到，我是有很多朋友。还有我自己的亲人在操心费力。是他们分担和承受了那种焦灼困苦，使我自己却很少磨难。

事情的迎刃而解，说来说去，还仗着我们团的福将—我们团长。团长突然被调走了，调到了一个师做副师长。而这个师的师部，正巧驻扎在我的家乡。

团长临上任前，我鼓起勇气去找团长。我倒不是抹不开说自己的私事，我是怕团长还对我到军区相亲的事耿耿于怀。自从我搅黄了那个事情以后，团长一直没有什么更多的表示。我猜想，可能是团长为了给首长保密吧。但是我想还有一个可能，人家首长根本就没把我当回事，那个首长的姑娘根本就没把我看上眼，也许团长还正愁怕告诉我真情，刺激了我呢。

反正团长倒是没拒绝我，也算是含含糊糊的应承下来了。我也算是多了一个希望。因为那时候，我是几条腿走路，找出一切和那边部队的关系，联系一切能帮上忙的人，多头并进做工作。

时间过去了半年，方方面面都没有什么进展。反倒是在这个期间，军区机关的两、三个部门，来征求我的意见，要调我上去。我这个人，那时候就是一门心思的往家乡调动，先后拒绝了这些好意。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连一条后路都不给自己留下。况且，那都是一般人可望而不可及的金銮殿哪。

其实那个时期，我也曾经很矛盾，因为其中有一个我很热爱的单位，也是一个可以从事终生的职业，并且还有出国的机会。但是，鬼使神差的，我一概都拒绝了。我就是破釜沉舟了，往家走。

在我不抱什么希望的时候，团长来消息了，当然应该说是副师长来消息了。他要调到军区去了，临走前，他和师里说了我调转的事。那个师里领导可能觉得，团长和我有什么个人关系，再说听起来我的各方面条件又那么好，就口头上答应了。过了不久，师里真的派了两个干部，来我们团了解我的情况。这一下，我要调动的事情算是公之于众了。

师里那边知道了我的情况，十分的积极。现在的问题是，团里这边放不放我走了。团里原先口头没反对，现在就把事情往上推。说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营职干部的调动，要上面批准才行。情急之间，我是有病乱投医，我突然想到了老爷岭的刘班长。现在他也是个正团职干部了，再加上他的后台背景，说不定还真就好使呢。

事情就是这样，你要是幸运的话，哪一阵风都可以托起你，送你一程。

这是我家乡的城市，这是一座北方名城。我的新部队、我的师部，就在这个城市。现在，这里既是我的家乡，又是我新的军营。

我们这个师是堂堂正正的野战部队、正规军，有某某军某某师的正式番号。我到师里报到的时候，甚至有一点兴奋，这毕竟不是我们杂牌部队了。可是过了不久，我才知道，野战军、正规军的含义，已经随着时代而转变了，已经随着和平时期的无限延长而转变了。

原来我们团是搞通信的，不但不是野战部队，甚至又相当大的一部分已经分散到广大乡村，分散在老百姓中间，变得军不军民不民的。所以我一直以为，那是因为我们根本就不是正规部队、不是野战军。一个部队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一个部队的性质。

到了我们师，我才知道，所谓的野战军，并不野战。所谓的正规军，也相当不正规。

后来过了很长时间，我自己重新下了一个定义：一个部队驻扎的地方，决定了一个部队的性质。

听起来很奇怪吧，又似乎很牵强吧。但是，不是这样吗？

依我看，现在的野战军、正规军，就是驻扎在乡村僻野的部队，就是那些规规矩矩地在小城镇以下的地方驻扎的部队，就是那些远离城市的喧嚣、默默无闻的部队，就是那些有着大批两地分居的干部和家属的部队，就是那些仍然在艰难困苦中辛勤奉献的部队。而驻扎在城市的部队，不管它们有着多么响亮的番号、多么辉煌的历史，那也是不野战的、不正规的，甚至是不可言状的。

师部大楼有五层。一楼是后勤部，二楼是司令部，三楼是政治部，四楼是首长和会议室。这座楼，比我们团部可大多了，气势也大多了。

对于我来说，我的观念还没转过来。我在政治上、或者说我在仕途上的敏感性之低，进取心之迟钝，又一次显现出来。面对师部威严壮观的军营大门，我没有看到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前景，更没有看到自己面对的新机遇。

几年以后，我明白了，我在我们团的十年经历，是名副其实的大学和课堂。我在那里毕了业，我自认为是个高材生，几乎所有人也都这样看。现在我来到这个师，对我来说，它成为我纵横驰骋的一个大平台，或者说是一个大舞台。是骡子是马，轮到我上场遛一遛了。这是历史给予我的机遇。只是我这时还不知道而已。

我最初的感觉，仅仅局限能够整天喝到家乡的水了，可以基本做到上下班的生活和工作了。可见我当时真的庸俗到了什么地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