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当回忆起我的进步历程，我总会感激命运对我的眷顾。我的那些年新闻工作经历，对我的一生来说，绝对是一个“我的大学”。而且我认为仅仅用大学两个字，根本包容不下它所给与我的所有的知识和技能。要说我所学到的东西，无一不是值得我骄傲的，无一不是可以支撑我一生的真才实学。我历数那些年的学习成果，我觉得最最与众不同的地方有两处。
第一个，是我们做新闻报道工作的看家本事。我把它归结为两句话：敏锐、敏锐、再敏锐；深刻、深刻、再深刻。这是和其他工作的最大不同之处，那是脑子的活，是心灵的功夫。我们那时候搞报道，没人领着你，每人给你布置什么报道任务和题目，没人告诉你现在该写什么甚至怎么写。只有人告诉你一件事：这个月、这一年，我们必须见报多少多少。大报多少，小报多少。其他的事全是你自己的事了。
我觉得我做报道工作的那些年，我的脑筋从来就没停止过转动，每时、每分、每秒都在琢磨事情。琢磨啥呀？找新闻题材呗。新闻这东西，现在讲究的是“奇”，那时候讲究的是“新”。新问题、新观点、新角度、新经验、新事迹，反正你只有不断出新，才能吸引编辑的眼球，才能不断地见报。所以我说要敏锐、敏锐、再敏锐。
你发现了新东西，知道了要写啥，还要知道怎么写。那就是另一个字了，“深”。一件小事，别人只看出来一层或者两层意义，你就要看出三层甚至四层五层更深刻的意义来。你要比别人想的理解得更高一筹，你要比别人认识得更深刻更透彻，才能让你的稿子，在编辑那一麻袋一麻袋的来稿里脱颖而出。我们那时候都很偏激，认为写稿子怎么新怎么深都不过分，一个小破事，有时候也给它弄出六七条深刻的思想来。而且还要来得快，你要是在那琢磨个一两天的，啥都不赶趟了。所以，往往一个事情从发现线索到写出来，也就是最多半天一天的功夫。
新闻工作的这个特点，也在我的个性、为人甚至做人的原则上，都打下了深深的印记。就是我在不做报道工作的时候，和我在后来做任何事情包括个人生活上，都有一个明显的性格特征。就是看问题特别的敏锐，是非感觉特别的分明，而且不由自主地就比别人深刻透彻。当然这是一些题外话了，可能还会让人怀疑我在这里“老王卖瓜”呢。
要说第二个与众不同之处，那也是报道工作的特殊性决定的，就是独立工作。我的上级领导对我们搞报道的两三个干部，也就是原则领导，具体事不太管，所以上山下乡随我意，东北大地任我跑。
我的衣食住行，我的一年四季，都要自己料理。我曾孤身一人穿越深山老林日行一百多里；我还曾每天走一个小组，连续地走了两个月，打破了通信兵的纪录。我还是我们团最早坐飞机的几个人之一，都跟我们团长平起平坐了。然而，就是这样独立地工作了那么多年，却没有出过什么事情，照样出息成一个响当当的军人，一个男子汉。
我一回想起当年的事情，就记起我第一次在大会上照相的事。我接管了新闻摄影这一摊以后，自然也负责团里的大型活动的摄影。第一次，我才刚学会按快门，打闪光灯，就赶上全团的一个军人大会，庆祝毛主席的一个最新指示发表。股长就是一句话：“你去给大会照几张相”。也没人告诉你怎么办，没人鼓励你别害怕，甚至没人给你打下手，就我一个人，好像我就该这样做一样。
一个不到十六岁的孩子啊，颤抖着两条腿，脖子上挂着照相机，一个手还擎着闪光灯，走上了大会主席台。下面是一千多官兵的眼睛，前面是团里领导。我的腿就抖了那么一下，就不再抖了，从此以后再也没因此而抖过。我就那么咔嚓咔嚓地照起来，很快就不怎么紧张了。生活就是这样，没给我一个过程，一个什么适应啊、学习啊的过程，叫你上你就得上，说你行你就行，不上也得上，不行也得行。
后来那么多年，经历了多少大的场面，见识了多少大领导，从来没有感觉过什么腼腆什么紧张。大家都说，你小子，从小练出来了。我就说，谁也没给我练的机会呀，我是被逼出来的。后来我在好几个单位干过，人们看到我坐在台上，面前放一个不打开的笔记本，就那么侃侃而谈，就那么一二三四地布置工作，就那么首先、其次、再第三点第四点地讲道理，大家都惊叹：这家伙真有才，真有能力。可他们不知道，本事是怎样炼成的。
这种独立性，这种自己管理自己的工作经历，在部队那种典型的集体生活的环境里，是那么罕见，所以是那么弥足珍贵，几乎让所有的人都羡慕。然而，只有我自己知道，这种经历，而且是那么长时间的经历，在我的意识里、在我的骨子里留下了什么。这些东西，连我自己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搞清楚。大多数的群众以为，我就是骄傲，觉得自己了不得或是不得了，有点才的人都这样，大家见得多了去了。我的一些顶头上司则认为，我这个家伙，没把任何人放在眼里，是脑袋后有反骨，是永远需要提防的危险人物。
开始，我也觉得我自己就是这样，什么人都看不上，自己比任何人都要高明。但是在我当上了名副其实的党政一把手的时候，我才彻底地明白了，那些年的经历，在我身上留下的东西太多了，而且都是非常有用的东西，但是那都是别人能看到或者能体会到的。只有我自己知道，留在我身上最深刻的东西，深刻得已经在我的骨子里烙下了印迹的，深刻得已经和我的血液一起流淌着的，那是两个字：自由。
那时候，我们都会背毛主席的全部的诗词。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我觉得，这一句最能反映我的心境，最能表达我的青春勃发的感情。
我记得一个很有意思的事。那是我十八、九岁的时候，刚提干不久。我下连队，走到住在延吉市的连队，就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首府。我看报纸，市里电影院在上演《列宁在一九一八》，把我高兴坏了。因为早听说了这个电影，可我们团还没轮上演。延吉是少数民族地区，也属于一些事情优先的地区，就先于内地演上了。
第二天，我和连队打了招呼，进城上当地报社送稿。办完事，正好看到附近有个“东方红电影院”，挂着黑板，写着“今日上映《列宁在一九一八》。”我就上去买票，但是已经卖完了，这的票也很紧张啊。
把门收票的是一个朝鲜族的老大爷，打量了我好一阵，就说：“解放军，票不要！票不要！”就拽着我进去了。里面的人满满的，已经开演了。看门的老头就陪我站在后面。我一听，不对劲呀。怎么说朝鲜族话！我还以为电影院先要讲讲规章制度呢，可是连瓦西里和瓦西里的媳妇都说朝鲜话了的时候，我知道我走错门了，这是一家朝鲜族朝鲜语的电影院。我想转身就走吧，又怕人家朝鲜族的看门老人不高兴，弄不好再整出个民族问题来。我就想坚持一会，等老人走了我就走。
可老人不但没走，还在前面动员出来两个座位，非拉着我一起坐那看，弄得我想走也走不了。我也不敢说我不是朝鲜族，听不明白朝鲜语呀。就这么硬挺着看下去，别人笑我也跟着傻笑，装作看得挺明白的。好在电影通俗易懂，那对话猜也猜得差不多了，所以也能明白个大概。老头不怎么看银幕，倒是一阵一阵偷偷地在旁边瞅我。
电影马上要结束的时候，老头离开了。我随着人流往外走的时候，在门外又被老头拽住了，旁边还有一个会讲汉语的妇女。那个妇女解释说：这个老大爷看你这么标致——谁知道她怎么翻译的这个词——还是军官，想把他的姑娘介绍给你。他的姑娘漂亮啊。我不得不说，我不是朝鲜族啊。那老人楞了一下，马上说：关系没有，汉族我喜欢。我知道如果再不赶快走，就可能要惹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