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当时，当我们发现了这个巨大的变化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感觉手足无措，所有的人都对自己个人前途产生了危机感。不仅是这一茬一茬的新兵越来越年轻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开始的时候还表现得不太突出，甚至有人还在自以为是地笑话他们，一群孩芽子，尽开国际玩笑。
当时的问题是，这个巨大的新兵群体，当然还包括从地方靠各种关系利用各种手段进来的，他们的背景、他们的家庭、他们的能力、他们的神通，都还没有被人们意识到。但是往后不久，连里营里再研究战士入党的时候，团里再研究战士提干的时候，人们就都明白了军营变化后面的更大的巨变。
团里头头们更觉如此，以往轻松快乐的干部研究会，现在却渐渐地变成了闹心会。那些以往还觉得宽松富裕的入党提干名额，这时候却突然变得寥寥无几少的可怜，还有那么多的必须安排的兵没有位置啊。安排的不谨慎不小心一些，就要得罪人哪。
这时，我发觉大事不好，但是谁都无力回天了。
这个变化很快就被所有的人看到了，因为他们看不到是不可能的。军营里不仅仅是到处可见的娃娃兵们，而且，象雨后的嫩草一样，开始的时候是星星点点的，一株株的绽放在我们眼前，那是年轻的叫人不敢想象的新干部。后来就是一丛丛的、一片片的了。
农村兵们更是目瞪口呆，一个梦境一样的现实，打破了他们多少人的梦想啊。常青虽在离军营几百里之远，但是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个既成的事实，我知道他越来越急切的心态。那段时间，每个礼拜他都要给我打电话，有时候一个礼拜会打两、三次。后来我对他说，你老往机关打电话，会让别人有想法的。还是我给你打，我打方便。
我就总往三道沟小组打电话。别人还以为我是经常和典型保持联系呢，也不说啥，因为一个最下面的小组的电话也不太好打，中间经过那么多的转接，又有他们一个连队的小组在上面连着。有很多兵没啥闲事，就爱上来偷听，也借机会了解团里、营里的大事小情的。所以电话里其实也不好说啥，再说也确实没啥新情况，我说多了常青更闹心。
我一打三道沟的电话，管富就赖在旁边不走，听几句就一撇嘴，还一脸幸灾乐祸的样子。后来他还向股长打小报告，说我老往三道沟打电话，不是工作的正经事，占用线路瞎聊天。股长还在一次会上旁敲侧击地提了这个事。管富那一幅丑恶嘴脸，活生生的小人得志。
渐渐的，常青的电话来的少了，我就是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也好像打不起精神来似的。几个月过去，后来他竟然不太提这件事了，话里话外流露着看透了的意思。我担心他就此消沉下去，就打算到三道沟小组再去一趟。我在常青成为团里典型以后，曾经去过三到沟，那时看了常青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真有一下子回到解放前的感觉。
当时我就想，就凭这个惨不忍睹的环境，常青也必须得冲出去。就凭常青遭的这些罪，他也绝对应该提拔起来。眼下我就是要道三到沟去，再给常青打打气，象毛主席说的，最后的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然而事情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常青突然被调到团里这边来了。说是团里一个主要领导说的：咱们这边破烂多，老百姓也多，到这边来捡破烂，他大有用武之地呀。
常青被调到八连。命运和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当初本该分到八连，却象被挑状元一样挑走了的常青，终于又回到了八连。从终点又回到了起点。空耗了一次生命的旅程。而当初分到了八连的管富，却根本就没在八连呆几天，现在还一路仕途越爬越高。
但我想不管怎么说，调到团里这边，总算是从那个穷山沟里钻出来了，能少遭多少罪呀。
但常青却并不觉得有什么好，他的情绪一反常态地低沉。
我骑自行车到八连去看他，他拽着我跑到营房外面，我俩坐在团部养鱼池的岸坡上，他好半天一声不吭的抽烟。
我问他：“咋样，调过来比山沟里强不少吧？”
他气哼哼地说：“好啥？”
我问他咋回事，回到团里这边不好吗？
他说：“好个屁！我看啥都来气。”
他这次调回来，是到八连做给养员，那时候叫“上士”。
据说是因为原来有军衔的时候，给养员的军衔就是上士，我想这个说法肯定不准确，因为那时候当兵一、两年就当“上士”的多得是，肯定不是军衔高低决定的，叫“上士”必有别的原因。这个工作就是给连队采购给养，俗话讲就是买粮买菜什么的，也当半个炊事员使。
对常青的安排，他自己的估计是，可能有的领导想让他先当个给养员，锻炼锻炼再弄个司务长什么的干干也未尝不行。但到了八连他才知道不是那么一回事。
原先连里有个代理司务长，也是我们同年兵。他就是我们新兵连一个班的战友，就是那个和常青一块比XX的老姚。老姚原先要提排长的，位置被人占了，把他挤出来，而且上级已经私下里告诉他，叫他在这等着这个位置。因为那时候，连队司务长的这个位置，城市兵和军队子女都看不上眼，嫌它丢人现眼不愿干，这倒成了农村兵的香饽饽。
那时候提干的位置贵如金哪，再说有人还认为这个位置有油水哪。原来在新兵连，常青和老姚处得不错，因为他俩的年龄差不多，有共同语言，还常常和常青一起“哨”管富、埋汰管富。这回常青一到八连，物是人非了，首当其冲的不欢迎他的，就是老姚。
要说常青和老姚他们两个人的能力和水平，可以说几乎就没有可比性。我前面说过，常青的文化水平比较低，但那要看跟谁比了。要是跟老姚比，一百个老姚也不行。别说老姚比不上常青的十八般本事，就是比文化，在常青面前，老姚就是一个纯文盲，一个睁眼瞎。
比方说吧，当年我们的新兵队伍，呼呼拉拉地开进了部队。老姚跟着大队伍进了西山大院。一眼看见那块巨大的毛主席语录牌。他竟然给念成了：“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顶风耳。”吓得带他的老兵班长脸都白了。好在一了解，他就是个文盲，大家也就假装没听见。以后说起老姚，大家就会在背后拿这事笑话他。但是谁也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因为啥，明摆着。谁敢拿毛主席的题词开玩笑。不要命了！
眼下的情况十分清楚，老姚死活就等这个司务长的位置了，也没别的指望了，甚至候补人选都排了好几个了。这一个提干的位置，就像当年长征路上那一把救命的黄豆啊，就像当年上甘岭上那一口救命的甘泉哪。可是现在的人已经不是同生共死的红军、志愿军了呀。现在的常情和老姚，也不是在新兵连亲密的都能一起比XX的老乡加兄弟了。
老姚摆出了一副当然不让的架势，“此路是我推，此山是我堆，打死也不走，不管谁是谁。”还使出了农村兵惯用的那一套，在背地里使坏。支使常青干这个干那个，就是不让他出去买粮买菜。那些炊事员都听司务长的，也都没给常青好脸色。常青从来也没受过这个呀，就是他在白山连的时候，也没有谁明着就挤兑他踩咕他呀。
他更难以忍受的是，他对这些还要忍着挺着，不能跟老姚翻脸。因为他也明白，谁知道这是不是给他的最后的机会呢。
常青到了他的最低潮，他甚至都很少露面了。
以前在西山大院，甚至在整个西山军营，他是一个多么风云的人物啊。可现在，想见到他都很难了。
每次团里在大礼堂放电影，我就使劲找他。尤其是各连队拉歌的时候，我多想再看到那个英姿飒爽的常青，那个高大挺拔的常青，那个迷倒众人的常青。可是，我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往往最后找到他的时候，他都是和各连队的炊事员们混在一起。那些炊事员一般也不大有人认真地去管，集合站队的时候，往往这些家伙就溜号了，值班员也就睁一眼闭一眼的装傻。各连队的头头也不愿意这些油渍麻花的后勤兵影响连队的形象。
所以，一到团里放电影，在大礼堂最后排的角落里，总会有那么一小撮散兵游勇聚在一堆。常青也总是混在这一堆里头。再也看不见他身穿合身可体的军装，总见他穿着一件光板棉袄，就像当年的志愿军的那种黄棉袄，既没有罩衣，更没有领章，而且总是那么一身黑乎乎、油光光的。
电影开演前，各单位拉歌的时候，每当哪个连队的歌唱指挥站上凳子挥起手臂，每当歌声响起，我都禁不住地往常青的方向看去，因为我的眼前总是一下子浮出常青指挥《西山军营红霞飞》的场景。可是，现在这个时候，我往往只看到穿着黄棉袄的他，低着头，也看不见他的脸。
那时候，那首歌好像真成了我们团的“团歌”了。一到集体活动拉歌的时候，哪个连队都抢先唱。可是不管他们唱得多有劲、多整齐，我也觉得赶不上我们新兵连，比不上常青指挥的新兵连的原唱。
每当哪个连队唱起《西山军营红霞飞》，我的眼睛更是离不开穿黄棉袄的常青。然而，我只能看到他更深地埋下头去，只露出那个油糊糊的后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