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富回来以后，不知道股长咋和他谈的。既没人赔礼道歉，也没人挨批评。就是在股里开会的时候，股长表扬了我几句，而没有提管富。这就算是他的平衡结果吧。
后来，我曾经在一次党小组会上，说过一句话：“每个人都有进步的权利，都有进步的渴望，但是不能踩在别人的肩膀上。”
不管大家听到以后是什么反映，我也算是出了一口闷气。
有人知道内情，问我怎么能容忍这种无耻。我说，我有一个原则：再有理，也不能撕破脸。天天一个宿舍住着，撕破了脸，难受的还是我自己。再说，对本来就不要脸的人来说，一旦撕破了脸，他也许就会更不要脸了。
看见了吧？同样遇到危难，却是绝对不一样的应对。这就是常青和管富的巨大差别。
不过，不管怎么说，我现在是干部了，所以我还是挺高兴的。但我高兴的重点，不在几个兜上。我关心的是另一件事，一件和天一样大的事。就是民以食为天嘛，我想的就是吃饭的事。
按理说到了机关，伙食应该比连队尤其比新兵连强吧，其实恰恰相反。连队有一大帮身强力壮的战士，种菜、养猪、改善伙食也有人力资源，就连帮厨的人都多得排不上队。可机关的战士灶，伙食就不行了。没有多少兵，有也是散兵游勇，没有劳动力，再说机关院里又不能养猪放羊的，就是拿那么一点伙食费干靠。
机关院里一共有三个食堂，一个是干部灶，一个是司政灶，一个是后勤灶。司令部和政治处的战士都在司政灶，后勤处的战士都在后勤灶。我刚到政治处时满怀热情，当时也藏了一个小心眼，就是觉得这回可从连队熬出来了，再也不用吃高粱米嚼罗卜条了，到了机关，起码在伙食上可以解决一个大问题了。没成想司政灶的伙食彻底的粉碎了我的梦想，那伙食差的甚至都没法和新兵连相比。可苦了我的腮帮子，继续不断地冒着酸水。
后来我才发现，机关里的兵，似乎都不太在乎这么恶劣的伙食了。因为机关不同于连队，毕竟松散许多。总有人在饿得或馋得受不了的时候，想出各种办法给自己改善一下。八小时之外就是我们的天下了嘛。
但是不管怎么说，吃饭还是我的第一件大事情。对于提干的事情，我关注它的最最重要的因素，就在这里。早提干一天，早一天吃干部灶，少遭一天罪呀。
然而，提干的命令下达后，我并没有马上实现我的伙食梦。因为机关有一个不知道什么人开头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传下来的不成文的规矩：新干部提起来，不会马上就到干部灶去吃饭，一般都会在原来的战士食堂再吃几个月甚至更长一点。可能是为了显示谦虚吧，也可能是为了证明自己能保持战士本色，也可能是别的，反正都不会马上就搬到干部灶去。
你想我那时会是什么心情，度日如年哪，一口一口的高粱米，象咽药一样啊。终于我忍受不住了，我劝大喇过干部灶去，他不去。老李也说再等两天。我也不用劝管富，他巴不得要借着这个机会表现呢。
挺了两个月多一点的时候，我终于在一天早饭的时候走进了干部灶。
那时的多少事情我都忘记了，可那天早上的事却深深的记忆着。当我走进干部灶的时候，老干部们……我说的是比我提的早的干部们都用惊诧的眼光看着我，好像我不具备到这里就餐的资格似的。炊事班的战士也在窗口里探头探脑交头接耳的。
我突然感到我可能犯了一个错误，我是不是该和大喇、管富他们一起，在战士灶再挺几天，争取和他们一起过来呢。现在回想起来，我就是再在战士灶坚持，也挺不过管富的，他会死活把我先靠走的。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没别的办法了，既来之，则吃之吧，开弓没有回头箭啦。
这一吃干部灶，我可真象常青说的，简直象到了天堂一样。和战士灶比，就是天堂和地狱的区别呀。没几天，大喇和老李也过来了。他们也是坚持不了更长的时间了。就剩管富还在那坚持着。
绝对客观地说，我们那个普通的干部灶的伙食，水平之高和今天的军官灶比也不相上下。我说的水平，不是讲炊事员的手艺和饭菜的味道。我说的是饭菜的构成和伙食的标准。我觉得今天我们的食堂伙食或者是我们家里每天的伙食，论品种和质量和那时候根本就一个样，或许质量还赶不上那时候呢。再说价钱便宜呀，一个月也就是十几块钱。我们那时的津贴费一下子就从八块钱涨成了五十二块。那时候的钱真抗花，至少比现在抗花一百倍。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一个月的五十二块钱津贴费，至少顶现在的五千二百块。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第一天吃干部灶的那天午饭，有三个菜，红焖肉、烧茄子、熘豆腐，大米饭是纯粹的大米饭，菜汤不要钱。我从小不吃肥肉，但看见好多年都没见过的红焖肉，焖的烂乎乎的、油汪汪的、红里透亮的，飘出一股一股的香气，我抑制不住自己，买了一碗。旁边桌不少农村入伍的干部舍不得吃整碗，两个人合着吃，再买一个熘豆腐。，我也没注意到。我上来就是一顿狼吞虎咽，一会功夫，一碗大米饭和一碗红焖肉就溜光。我还感觉没满足，又到窗口问可不可以买半碗红焖肉，回答是可以。我就又买了二两饭和半碗肉。那顿饭吃得我满嘴冒油，几乎都饱到嗓子眼了。
老葛和几个干部端着空碗走过来，笑着看着我：“那时候我也这样，肚子缺油水呀。”
是呀，我都馋的忘了自己的毛病了。那顿饭的后果是，一下子就把我腻住了。那是我今生第一顿、也是最后一顿吃红焖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