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那次帮生产队修稻田地的田埂子，饭是送到田间地头吃的。那天中午的伙食叫我们大为惊喜，竟然是菜包子。可能为了给部队脸上添点光彩，让贫下中农们见识见识解放军的生活水平，连里破天荒地拿出了这个“拳头食品”。虽然没有肉，只是白菜馋点粗粉条，但在当时，当我们看见那一筐筐热气腾腾的、香气扑鼻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数量绝对足够的大包子时候，我们眼睛都绿了。那包子个大，一个二碗只能装俩。

我们那一通吃呀。吃到后来，我傻啦巴几的竟然和老瓦比上了。捞瓦不姓瓦，也不叫瓦，他比我还小，说话还不太利索呢，一说我怎么怎么吧，，说不清楚，总说“瓦“怎么怎么的。所以都叫他老瓦。最后，老瓦吃了十四个，我吃了十三个。

结果是，老瓦没回连队，直接去了医院。我也是胀的特别难受，一直到回了连队，晚饭也没敢吃，就是难受。

晚上，我躺不下去，胃里还难受得不行。就干脆包了上半夜的岗哨，我一边站哨一边消化食儿。

说到放哨，其实也不是真正的站岗放哨。就是轮流给各班的小炉子添添煤、透透灰什么的，连带着注意煤气，同时也锻炼锻炼新兵们的胆量。半夜，常青悄悄地起来，看我消化的咋样了。看我的傻样，他忍不住嘿嘿地乐，说，看你虎了巴几的。想多吃也不能不要命啊。说着从大襟下掏出两个包子，一边放到炉盖上烤，一边小声说，我塞袖子里两个带回来了。本来要分你一个。

我连忙说，你饶了我吧，那十几个还在肚里胀着哪。

第二天老瓦的消息来了，是胃出血。吓我一身冷汗。老瓦，为了这一顿包子，早早的断送了部队生涯。不过复员后也还安排得不错，在民政局，专门照顾病残军人的福利什么的。这个他行，能干好，他有切身体会。

到底是年轻，第二天我就啥事都没有了。不过打那以后，我就再也不敢做这种傻事了，就连新兵连的“吃呼”，我也不参加了。实际上老瓦出事以后，“吃呼”也少了。

常青看我变成那样，一边笑话我，一边告诉我一些他发明的吃饭的窍门。他教我，要是拿勺子盛面条、菜汤什么的，要一蒯、二捞、三撇油。蒯，就是看见有什么好东西，象什么星星点点的肉块啦，炒得糊啦吧叽的葱花啦，还有最要紧的就是搀在高粱米饭里的大米饭的饭团，看见了，要下勺子准，蒯的要利索，不然转眼就没了。捞，就是争取能捞到干货。要让勺子沉底往下面捞，万一有什么肉骨头啦、土豆块啦、粉条啦什么的，谁能捞到谁吃，有时候在类似于刷锅水的菜汤里，谁要能捞出一绺子病号吃剩的面条来，那会乐得跟得个嘉奖似的。撇，就是正常情况下，大锅里没什么好东西，所以最多的时候是要抓紧在汤水的浮层上撇油。有点油水就不错了，也没有更高的奢望了。常青还叮嘱我，一定要注意放在饭锅最上面的饭锅巴。能抓多少就抓多少，先掖着别吃，饭后饿得快，再拿出来偷着掂巴掂巴。用这损招也是没办法，大小伙子还有半大小伙子，都在发育阶段。一天就是饿。

现在回想，当时伙食是差，但是也没影响我们的成长发育。一个一个蹭蹭的窜个头，几个月的新兵连，我都长到一米六十多了。我想这里面，既有五号红高粱的养份，也有常青的功劳吧。

“吃乎”虽然少了，但是在吃饭的事上，有人还是出了笑话。这回是我的同班同学、又是同班战友的“大喇”。“大喇”的来历很简单，就是因为他的嘴大嗓门大，又愿意念饭堂广播，所以叫大喇叭，大家简称他“大喇”。大喇原来是老瓦的一对红，老瓦走后，换成了管富。他俩相处的还行，关键是大喇为人随和，一般的事根本就不和别人计较。管富咋说他咋干，他省心，官富也不用操心。

那是新兵连的后期，过第一个五一节的时候，团里说了话，说我们这些当过红卫兵小将的新兵还都不错，没给部队惹什么事，也不比往年的新兵差，所以要犒劳犒劳我们。

这时候我们才知道，部队对我们这茬子兵还是挺有想法的。那时部队已经有两年没招兵了，地方上乱哄哄的，半大孩子都在闹革命，部队也不想把这股祸水引进来。军营里要流动，新老兵要接替，招兵是早晚的事。所以从打我们进了团里大门，团领导的心就吊起来了。生怕我们在部队也搞什么革命，让军营也乱成一锅粥。他们没想到的是，这拨兵不但没惹什么事，而且素质出奇地好，究竟为什么，我也没琢磨出来。反正总不至于归功于文化***吧。

团领导一高兴，叫后勤拨给我们新兵连一口猪，又特批了每人可以喝一瓶啤酒。这下把连里激动的，赶忙杀猪买菜，又拿一个猪后秋去换鸡蛋。大家都空着肚子等那顿会餐。其实也不用特意空肚子，因为我们的肚子本来就天天空着呢。五一那天两顿饭，

下午会餐，团领导也来了。排队进饭堂的时候，我们的“天天唱”是格外的响亮，我的腮帮子也没冒酸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