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 (578)
戴笠的兼职
在抗战之前，戴笠的兼职，严格来说只有两个，一个是南昌行营调查课，但为时甚短，且很快即将其吞并；另一个是浙江警官学校政治特派员，不久后该校被并入“中央警校”。
此外，从本质上说，这两个单位与特务处是一样的，都是特工部门，因此这两个兼职，除进一步雄厚了戴的实力以外，并没有拓展其工作领域，戴笠不过是当时几个特工头头当中，干得比较不错、比较受到蒋的信任的一位，在国民党内，没有人会把他太当回事。
抗战开始以后就不一样了，因缘时会，戴笠管的事越来越多，介入的领域越来越广，还都是权力部门，且有的与其特工本职几乎毫无关系，遂逐渐成为国民党内一位令任何人不敢小觑的人物，到其全盛时期，连做过国民党“三把手”（中央党部秘书长）的朱家骅都与其称兄道弟（戴连国民党“中委”都不是），其权势熏天，可见一斑。
我们常说，戴笠是一个很有威权的人，这个“威”字，当然主要来源于他军统局的本职，而那个“权”字，更多的是因为他的那几个兼职。
说起戴笠的兼职，第一个要说的就是：“西南运输处警卫稽查组——军委会运输统制局监察处——军委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交通巡察处”。
之所以说这么一大串，是因为这四个单位，其实源于一个根子，不过在不同的时期叫不同的名字，所以我们就把他们看成一个职务好了。当然，这个职务，有的时候是戴笠自己兼任，更多的时候则是他派手下人去控制。
西南运输处，全称为“西南物资进出口运输总经理处”，在国外称“西南运输公司”，在国内即称“西南运输处”， 成立于1937年冬，负责人先是曾养甫，后换成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
西南运输处的主要业务是在抗战的特殊环境下，统一全国的外运、内购和运输，军统干部唐新回忆说：
“当‘七七’事变之时，敌人对我方准备，虽不尽知虚实，而对我战略物资来源，及其输入路线，则知之甚稔。所以开战后不久，即以其优势海军，迅速攻占我沿海港口，封锁海上交通，几使我对外运输，濒于断绝。长期作战，运输补给，在军事上与经济上，均具有决定性之影响，政府早虑及此。故在抗战以前，即设立‘西南进出物资运输总经理处’，以商营姿态，在越南、缅甸，设立分公司，为未雨绸缪之计。”
香港是当时中国依赖性最强的口岸，又是自由港，因此宋子良将他的主任办公室设在了香港，另在广州设西南运输处总处（广州沦陷后迁云南昆明），派两位副手主持日常工作。
西南运输处这个单位，听着仿佛不大起眼，其实是个部级单位（宋子良领部长的薪水，每月800元），规模极为庞大，但由于他本身就叫“处”，这样他下面的办事机构，就只能叫“组”了，而分支机构，则称为“分处”。据西南运输处干部慕予回忆说：
“总处的组织分总务组，公路运输组，会计组，航运组，铁路运输组，工程师室，秘书室和警卫稽查组。组等于处，组长等于处长，另设视察和专员等。总公司8个组室，全部员工名额足有一千多。”
“在湖南、贵州、广西、云南及四川等西南五省的公路线上，计划遍设分处、支处及运输段，负指挥及实际运输的职责，都由总处公路运输组直接统辖。此外，又在越南、马来亚及缅甸计划成立一系列的分支处。在越南有：河内特派员办公室，海防分处和同登支处；马来亚有新加坡分处；在缅甸有仰光分处和腊戍支处。”
从表面上看，西南运输处与一般的商业公司，仿佛没什么两样，但他的上级单位却是军委会，因此，这个机构虽然以“民用”的面目出现，却实行准军事化管理，这样就给戴笠留下了一条“缝”。唐新说：
“西南运输处，本隶属于军委会，其以民营姿态出现，是为避免敌人注意。开办之初，若干的机关，商业团体，不明究竟，皆误以为私人营利事业，不应受政府优惠。当时所谓‘民主人士’，并指斥是官僚资本，而肆意攻击。因此，遭遇到很多意外困扰，该公司负责人宋子良，穷于应付，乃求助于戴氏。”
以戴笠之敏感，当然知道这是一个好机会，当即派老资格的“十人团”之一张炎元任该处警卫稽查组组长；接着先后又派出三员大将，一是汪祖华，任该处特别党部书记长兼政训组长；二是“花花公子”陈质平，先任人事科长，后任仰光分处处长；三是“公馆秘书”潘其武，任腊戍支处副处长。
1938年4、5月间，西南运输处组建完毕，开始向内地运输第一批军用物资，然而，就在第一次执行任务当中，内部就闹出了矛盾。
——宋子文的手下，有三个副主任，一个是“火柴大王”刘鸿生的弟弟、刘氏企业的“二把手”刘吉生。刘与宋常驻香港，不大管西南运输处的具体事务，这样，驻广州的两位副主任——龚学遂和吴琢之就成为宋子良的左右手。
两人当中，龚学遂是熊式辉的班底，曾当过江西省府建设厅长；吴琢之则是一位实业家，曾创办江南汽车公司（今南京公交公司前身），这俩人分别负责一个西南运输处的业务部门，龚学遂领导工程师室，吴琢之负责公路运输组。慕予回忆说：
“吴琢之江南汽车公司的全部职员均安插在公路运输组，及包办处、段及厂三方面的运输和修理；龚学遂的烂摊子，除大部分占据了工程师室外，并分布在各分支处、段、厂。”
因西南运输处的成立，从筹备到运行的时间很短，故宋的手下，都是他在很仓促的情况下，七拼八凑“捏”到一块的，各路神仙都有，彼此搞不到一块儿去，其中矛盾最深刻的，恰恰就是龚学遂和吴琢之。慕予回忆说：
“西南运输处的人事纠纷，从龚学遂领导的工程师室攻击吴琢之领导的公路运输组开端。工程师室里的人，看见公路运输组的人‘油水’多生活舒适就眼红；常向宋子良打小报告。宋子良看了这些小报告，便往人事科长陈质平手里塞。”
搞特工的，最善于从矛盾中渔利，陈质平正是这方面的好手。慕予说：
“别有用心的军统分子陈质平，接到这些小报告，即原封转给吴琢之，吴对龚便放出些闲言闲语。龚学遂是在政学系熊式辉底下出身的，其手法比留学法国，仅在军统办的交通研究所当过短时期的教官、而长时期在打算盘的吴琢之，高明得多。他对吴的闲言闲语，表面上不与计较，骨子里却策动宋子良的同学、长沙分处长冯建统，来和吴死拼。”
冯建统是宋子良在圣约翰大学的同学，曾当过铁道部长（沙）岳（阳）铁路运输段段长，当初应宋邀请而来，原本有可能拿到一个副主任位置的，结果输给吴琢之，不得已而“屈就”长沙分处处长，早就有气，“经龚一挑唆，便做起反吴的急先锋。”
这时恰好出了一档子事，给冯建统一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