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汉英虽然为难了尤县长等一帮子土地爷，但其实，他的话是很耐人寻味的。尤大头再可恶，但他毕竟是国民政府委任的县长，虽然说隔山而治，但是当初同杨庭辉签订的协议里，白纸黑字明确地说过要以抗战大局为重，维持现有政权。八路军凹凸山游击支队的军饷可以就地征集，但当地政府接受山南山北双重领导。现在杨部得寸进尺，居然赶走县长，自己坐大，这是他绝不能容忍的。尤其是他们处心积虑地扩充武装，必须高度警惕，必须及时遏制。至于怎么遏制，刘汉英自有主张。一方面他要通牒杨庭辉，提出严重抗议，这是走大道的。他也知道走大道收效甚微，杨庭辉不会买账的。但这条道不能不走。另一方面，他巴不得杨庭辉把声势造得更大，把当地的士绅富户逼得更惨，逼到一定程度，就狗急跳墙了，陈埠县一乱，给山南其他几个县一个警告，共产党六亲不认，陈埠县就是个例子。如此，他们就会更加死心塌地地依附政府。还有一点，刘汉英知道凹凸山的这些地方官员为了一方太平，都和当年的土匪、现在的汉奸姚葫芦暗渡陈仓，他们实际上就是姚葫芦的钱库和粮仓。这些人被共产党打下马来，就等于掐了姚葫芦的血脉，姚葫芦自然不会坐视不管。而姚葫芦一旦动手，让姓杨的和姓姚的都伤伤元气，他就可以端杯清茶坐在一边乘凉了，他既可以通过洛安州的商行卖点子弹给姚葫芦，又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帮杨庭辉一把，两边都有人情。他现在的任务是养精蓄锐保存实力，就连日本人，倘若不是找上门来，他都尽量不去招惹。说什么要他重新回到山南，还去戡乱剿匪，简直是痴人说梦，都是屁话。

当然，刘汉英的真实想法不会告诉这些鱼肉乡里的土财主。

六

过了两天，刘汉英就派人到凹凸山南，给杨庭辉送来一份字斟句酌的公函，指责杨部背信弃义，陈埠县李文彬擅自驱逐政府官员，成立武装，是破坏团结抗日之举。而没收商行财物，属于违法行为。与此同时，洛安州里在日本人卵翼之下耀武扬威的汉奸姚葫芦也派人给杨庭辉送来一封信，自然是威胁了，一是要求杨庭辉立即撤消并处置李文彬和陈埠县那个姓崔的泥腿子县长，立即迎接尤县长归政，立即将没收商会的财产归还——“否则，休怪姚司令我不客气。”

这两封信在凹凸山游击支队和特委引起了争论。开会研究办法的时候，李文彬也参加了。李文彬看了刘汉英和姚葫芦的信，勃然大怒，将信掷在地上，还踩了一脚，说：“国民党欺人太甚，我们打倒反动县长，还权于人民，扩大武装就是为了抗日，不是去打他刘汉英的，他有什么道理说我们破坏抗日？看看，他是和汉奸一个腔调，究竟是谁破坏抗日，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江古碑说：“我同意李文彬同志的观点，我们对这件事情可以不予理睬。我们不能听国民党和汉奸的指挥。”

说完，还很有力度地拍了一下桌子。

杨庭辉说：“大家还是冷静一点。老窦老王老张，你们的意见呢？”

窦玉泉本来是不急于发言的，他知道，这个问题比较棘手，虽然只是陈埠县的问题，但这里涉及到许多政策问题，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各种关系比较微妙。合作是合作了，但毕竟不是一家人，合作还有个分寸的问题。凹凸山的历史特殊，过去是官匪一家、兵匪一家，现在是国、共、匪、伪，错综复杂。还有，虽然同是从江淮军区派来的干部，但他对江古碑和李文彬的做法有保留，他们过于理想，也过于激进，在全民族统一抗战的前提下，去搞那种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似的革命，去建立什么“凹凸山的巴黎公社”，简直是异想天开，也不符合当前的政策和策略。但是让窦玉泉为难的是，杨庭辉和王兰田对于江古碑和李文彬的做法并非不知道，不仅默许，而且支持。他是个吃过亏的人，在川陕肃反的时候他差点儿被杀掉，回到江淮军区，又反过来被当成某某某分裂主义分子被审查过。革命的理想和目标是崇高的，但是实施的过程是云诡波谲的，在陈埠县的问题上，持肯定和否定的态度都不一定正确，并不是非此即彼。

窦玉泉苦思良久，还是一言不发，最后只说了句：“这件事值得重视，还需要认真研究。大家各抒己见吧。”

窦玉泉可以王顾左右而言他，王兰田却不能，在这样的会议上，如果他保持沉默，这种沉默本身就是态度。王兰田也想了一阵子，说：“刘汉英和姚葫芦的态度我们不能不重视，因为，不予理睬，可能会使矛盾激化，尤其是姚葫芦，他要是把视线主要集中在凹凸山南，可能……在军事上，可能……对我们不利……”

王兰田的话还没说完，张普景立即打断了他的话头：“老王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就是要同敌人斗争的，我们还能在汉奸面前低头吗？”

王兰田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们现在实力还不是很雄厚，不能惹火烧身。”

从内心讲，窦玉泉是很赞成王兰田的意见的，从凹凸山的形势看，各方势力都在积攒精力敛翼待机，如果因为陈埠县的问题，将敌伪的注意力集中在凹凸山南，刘汉英本身就居心叵测，一旦开战，势必袖手旁观，游击支队的这点兵力将会受到重创，的确不是明智之举。但窦玉泉不会把这个意思说出来，他知道，杨庭辉不是书呆子，杨庭辉不会不明白个中利害关系，只要不是逼到绝处，他就没有必要充当出头鸟。

杨庭辉终于发言了。杨庭辉说：“陈埠县的工作我是支持的，李文彬同志做了相当的努力，局面开展得很好，尤其是武装建设，功不可没。但是，现在情况有了变化，有些人被触动了，我们得有策略，硬顶对我们不利。我看是不是这样，那个尤县长，还是让他当他的县长。没收商会的财产，可以还给他们一部分。这样，可以暂时稳住姚葫芦。但是，抗战先锋队已经建立，不必撤消，这一点，我们不必解释，这是抗日的需要，一切都是在抗日的旗帜下顺理成章的，刘汉英作为凹凸山特别行政公署专员，他没有理由反对，就是心有异议，也不敢摆在桌面上说，我让他有苦说不出。”

张普景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么多让步，难道是被敌人吓破胆了吗？我们应该坚持，水来土掩，兵来将挡。我们有我们的原则，不能妥协。”

杨庭辉说：“同志，斗争是要讲策略的，而眼下我们最重要的策略就是发展我们的武装。只有当我们的武装力量相当壮大的时候，原则才有可能坚持得下去。如果我们一味蛮干，同敌人拼个鱼死网破，那就是葬送我们的实力。”

这次会议做出了三条决定，一是陈埠县还政于旧政权尤县长的班底，退还陈埠县商会被没收的部分财物，并且由杨庭辉亲自出面，安抚尤县长和一帮子士绅们。二是陈埠县的“苏维埃”政权暂时转入地下活动，兵工厂设备送交游击支队。三是以原抗战先锋队骨干分子为基础，成立陈埠县抗日游击中队，并公开向国民党凹凸山行政公署报告，申请武器装备和军饷——至于能否落到实处，则另当别论。

刘汉英有两个没想到，第一是杨庭辉等人会做出这样的让步，眼看已经红红火火的陈埠县赤色运动转眼之间就偃旗息鼓了，按他的经验，共产党善于星火燎原，像这样自己泼自己的冷水，不是共产党的性格——可是凹凸山的共产党就是这么出其不意。如此，让杨庭辉的部队见恶于姚葫芦，并借姚葫芦的手削弱杨庭辉的如意算盘也就很难拨动了。

刘汉英的第二个没想到是，杨庭辉居然明目张胆地又在陈埠县成立一个抗日游击中队，而且装出一副依靠国民政府的样子，向他报告，以争取合法。刘汉英当然不会情愿给这个中队军需粮饷，但是，他又知道，不管他承认与否，土八路的那个中队是不可逆转地成立了，他不承认又能怎么样呢？八路军的队伍说发展就发展，压根儿就用不着征得他的承认，这一次之所以报告了，是给他一张脸，他要是一本正经地不予理睬，就是给脸不要脸了。

前思后想，刘汉英最终还是决定把这张脸要过来，派了一名军需官，带上一门破钢炮和十条汉阳造，前往陈埠县宣读他的手谕，嘉勉陈埠县抗日游击中队奋勇杀敌，为党国效忠。

七

战斗间隙训练，别的中队的训练都是司令部作战科组织，梁大牙的中队却是由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窦玉泉亲自组织。

窦玉泉是个读过师范的知识分子，因为有点文化，过去一直在川陕的部队里当参谋，那时候，川陕的红军搞肃反，发起肃反运动的领导人有一个出奇的理论——“工农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党可原谅三分，倘若是知识分子犯了错误，就要加重三分。”肃反前的一天，那位领导人偶尔看见窦玉泉正在看一个小册子，就顺手翻了翻，这一翻就坏了，那个小册子的作者是一位留过洋的军事指挥员，也是那位领导人正要在肃反中清理的重要目标，再加上窦玉泉当时和妇女独立团的一名女干部交往甚密，而那位女干部恰好又是窦玉泉顶头上司追求的对象，肃反一开始，顶头上司就向上打了报告，密奏窦玉泉说过的一句话，“某某某指挥打仗就是不如某某某”，如此自然大祸临头，毫不含糊地被关进了“改造班”，每天要交代思想错误，如果交代不出错误，那就更是错误，属于“执迷不悟”，再往后就是“顽固不化”，再再往后就是“自绝于党”。倘若不是一场战斗急需干部，窦玉泉的肩膀上早就没有脑袋了——那时候杀了多少人啊，没有理由都照杀不误，更何况他窦玉泉还读过“反革命分子”某某某的书呢？何况他还说过某某某指挥打仗不如某某某呢？

打完那一仗，有些“改造干部”相信组织，又交了枪老老实实地回到了“改造班”，不久后大都被杀。窦玉泉却多了个心眼，跟随一支作战部队回到了江淮根据地，从而躲过大难一场。

有一点窦玉泉没有想到，当初在苏区他曾经受过某某某肃反扩大化的迫害，差点儿成了刀下冤魂，可是到了江淮军区之后，他又莫名其妙地成了某某某分子，当时军队的一位高级领导人说过这样的话：“某某某就像一粒毒药，毒药投到井里，某某某部队的干部喝这口井

的水，都不可避免地要中一些毒。”

如此一来，窦玉泉就一再背时，没被某某某杀掉，还要为某某某背黑锅，又进行了若干次反省，又写了若干份检查，这才勉强过关，并在以后的岁月里，凭借勤恳的作风和实战经验重新受到重视。

毕竟，窦玉泉是一个经过战争而且是正规战争磨练出来的军人，被派遣到凹凸山以来，也是满怀雄心壮志，要一展身手，要带出一支兵强马壮的部队。但凹凸山支队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容易整顿，游击作风严重不说，兵员成分还十分复杂，多数指挥员既没有军事理论，也缺乏严谨的战术训练。如此，他就不能不多操一些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