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开每个月和黄玉清平摊的300元房租和六七十元的水电费，个人的消耗实际上并不高。为了省钱，他们自己做饭吃，虽然是单间的房子，但是房东在出租房的一角摆置了一些厨具，再添加一些碗筷，自己做饭，每个月的生活消费都能控制在200元以下。这就意味着，不出什么意外，一个月400元，李竟就能安然度过了。
但前提是，他能够有点事情干。"而且，我没有办法做到那么节省。"他说。
夜宵后的结账很快成了一个注脚。原本是记者说明请客的，但是吃罢，当服务员拿着账本过来时，李竟竟然和记者抢着结账。四个人，喝了四瓶啤酒，吃了很多毛豆和花生，花了五十多元钱。
但是，刚刚走出大排档，一个女服务员追了出来："喂，你们给钱了没有？"
李竟的脸一下子红到脖根。在收钱的服务员回应"付过了，付过了"的同时，他拔腿就走，就这样低着头，一直走了很久，他的话才又多起来。
夜晚的唐家岭备显热闹，大货车贴着人呼啸而过，烤羊肉串架子上烟火缭绕，音像店里摇滚四起，再加上尚未退尽的溽热，街道上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
李竟领着记者在人群里穿梭，嘴里开始不停地说话。在一个路口，他突然停住话头，头抬得高高的，径直往前走。那里，一家成人保健商店正虚掩着帘子。旁边是一个美发厅，穿着肚脐装的女郎高挑着腿在微笑。
4.腹背受困的群体
对于李竟这样失业的人来说，最难过的倒并不在于生活的艰难和压力。"每个月有几百块钱的收入倒不是很难，吃的差些穿的差些也无所谓，周围污水遍地也能忍受，唯独面对前途，让人很难受。"
在搬到唐家岭后不久，李竟和黄玉清，胡小杰等人就曾讨论自己的命运与出路。开始，考研是李竟的希望，但再次考研失利之后，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迷茫。"就算考上研究生又如何呢？很有可能也只是（失业）缓期执行。"
开始的时候，没有工作，李竟觉得是自己的机会没有把握好，因为考研失去了机会。毕竟，同学中间也还是有人找到工作的，甚至也有还很不错的。他也曾自责：大学期间为什么就没有更多地到外面去接触呢？为什么没有多考个证呢？他甚至有过一段时间的绝望期。"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可能确实是我能力不行的原因。"
但是，当他在唐家岭住下来，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自己一样时，心底里的疑惑便与日俱增。他清楚地记得学者孙立平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使他的想法有了很大的改变。在那篇文章中，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分析说：越来越大的城乡差距是大学毕业生挤在大城市、造成就业结构畸形的主要原因。
李竟曾有过回家乡所在县城找工作的想法，一个选项是去教书。但是，就在去年，他的一个表妹师范毕业，通过各种关系，花了一万多元，才进了镇里一个小学当老师。在那边，各种政府机构人浮于事，而企业，更是没有多少生机的。"我要是回去，可能根本就没人要。在北京念的书，好歹还认识一些同学和老师，在老家那边，我什么关系也没有。"
对孙立平提出的"新失业群体"，他很快就对号入座。"我们也是弱势群体，没有话语权。"他说。
但是，在北京又将如何呢？
跨过污水纵横的小道，李竟带记者到他居住的地方。在不到十平米的一间小屋子里，上下层的铁架子床，两张木桌上放着洗漱用具，公共厕所的臭气从一边传了进来。
"你家里收拾得很干净啊！"记者说。这句话马上得到李竟的纠正："住的地方，哪能称家呢？"
这又是一个在夜宵时曾经延续的话题，当时，记者问到：万一考研不成，那你以后怎么考虑？
李竟回答说："不知道，先就这样呆着吧。"
说罢，他猛喝一口酒，一时给呛着了，剧烈地咳嗽起来，竟把眼泪都咳了出来。
（转引自《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第8期）
六奋斗在"大学村落"
初春，柳色青青。
早上七点，三五成群的年轻人走在河堤边，步履匆忙，队伍颇为壮观。他们赶着奔向写字间或者是大学的教室，他们来自不同的城市，揣着梦想奋斗在北京城。通向大路的河堤是他们每日的必经之路，见证了他们离开大学后在北京工作、学习的生活。
这里是他们的"大学村落"，位于北四环外、八达岭高速以西，二里庄。有着美丽名字的小月河是条时常有臭味的水沟，整夯的河堤西边是这些年轻人的落脚地。河边曾经发生过命案，学生们中流传着一对殉情男女不同版本的故事。
小月河主营学生公寓的物业公司有八家左右，每栋二三层的楼结构大同小异，与大学宿舍类似，一楼住男生、二楼以上住女生，顶层有自习教室。昏暗的通道两边是紧闭的房门，走进房间，二十平方米左右，墙壁斑驳，三张高低铺占据墙角，桌子、床头堆着一摞摞的司法考试辅导丛书、GRE词汇、注册会计师资格考试辅导书等。床底下、柜子顶上放着大小不一的箱子。地上堆放着塑料盆、垃圾桶等杂物。入住只需要登记身份证号，住宿长短随需而定，住的时间越长越便宜，半年1500元一个床位。由于流动性大，每年的9月要租到这样一个床位并不容易。
住在这里的年轻人都来自外地，没有北京户口，大多在北京各类中小企业或者小型外企驻京办事处工作，不工作的则是在准备法硕、注会等热门考试。人员流动频繁，有的住了三年，有的刚来一个月，"性价比高"是他们选择这里的一致理由。租费便宜，房间里有空调、电视，免交水费、电费，如果要接入网络再交80元/月，大部分人拒绝了网络。"这样才能更安心地学习，而且附近的网吧上网很便宜的。"只要一个电话，每份不超过五元的面条、盖饭直接送到房间。改善伙食的话，他们会到河边散布着各种口味的小饭馆，流行的烤翅、麻辣烫最受欢迎。沿河的地摊上小贩出售各种各样的东西，用他们的话说"应有尽有"。
在北京，他们拥有的很少，站着是两个脚印大小的地方，躺下是一张小小的床。然而他们每个人都乐观、积极，相互鼓励着，坚持着"高低铺"的日子，追寻心中的梦想。
城市的每一天都在发生变化，人的命运捉摸不定。"大学村落"的年轻人游离在城市和大学的边缘，在他们青春弥漫的气息背后，是无知无畏还是精打细算，并不能简单下定论。他们会笑着告诉你，王宝强曾经就住在附近的某个公寓，却不愿多说自己在寻觅着的东西，只谈现在正在做什么，比如备考、工作、跳槽……
1.这里不缺成功传奇
张樱
杨珊珊从湖南老家来北京参加人民大学的自考，两年学业结束拿到文凭找工作，她在北京一待就是四年。找工作的艰难她已经不愿多提。"想起来就特别憋屈，我明明已经完成了专升本的学习，拿到了人民大学的文凭，可是每次找工作人家都会以相同的理由把我一棒子打回来：`对不起，你读的不是全日制大学。`我的自信全没了。如果可以，我真想回到当时以自考生的身份坐在人民大学课堂里和其他本科生一起上课的日子，那时候我觉得自己是真正的本科生，特别自豪，觉得自己真了不起！"
杨珊珊算得上是小月河的"老人"了。近四年的"宿龄"，让她对这里的典故、传闻了如指掌，也让她见识了各种不同学历、不同生活背景、不同职业的室友。住在小月河，杨珊珊觉得最缺少的不是文凭，不是北京人的身份，而是"安全感"。
现在，杨珊珊在一家规模很小的私营企业工作，每月1200元的工资。在那家以北京本地人为主力军的公司里，杨珊珊是没有北京身份的少数派。刚参加工作的头半年，她曾经几次在电话里失声痛哭，告诉在湖南农村的父母自己想回湖南工作。"可是爸爸严厉责备我，希望我怎么着也得在北京坚持下去。他觉得我能来北京是光耀门楣的事情，在当地逢人就说。在他眼里，我在北京学习、工作就成了北京人。"
和杨珊珊的父母一样，不少"小月河族"的父母们在家乡对孩子在北京学习、工作的现状不太了解，认为他们来到北京、找到工作就是奋斗的最高目标，至于其他，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只是待在北京。杨珊珊们已经回不去了。
工资不高，杨珊珊只能选择住在"大学村落"。
小月河的出租方式有两种：租床位和包间。租床位前你对其他室友一无所知，不知道会遇到什么背景、什么生活习惯的人；相对来说，租包间的自主选择性更强，你可以找三五个熟悉的同性好友，一起去物业租个房间，只是包间比床位的价格高一点。起初，杨珊珊为了省钱租了个床位，和室友们相处得挺融洽，可以意想不到的冲突随着一个东北女孩的到来突然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