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叙与红色幽默
吕岱
光阴从来就是拿来流逝的，流逝于寸分之瞬。然而邹克纯兄却试图捕捉、翻捡和反映已被岁月吞噬和掩埋的那一段“弯曲的光阴”，于是他一脚踏进了历史与文学的同一条河流。二者交织、交融，顾此而不失彼。
《弯曲的光阴》写的是知青题材。作者觉得对于今天的阅读人群或年轻一代来说，这可能是“小众作品”，或因离得太远，或因已经遗忘。但我以为这实在是一个大题材。因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其跨度从1953年绵延至1980年，上山下乡的人群直接涉及到几乎全部城镇家庭（极少数独生子女家庭除外），在空间上又涉及到中国广大的农村、农场等。毫无疑问，它是历史性的、整体性的，亦影响深刻。
就笔者家庭而言，我们姐弟六人，除一大一小之外，四兄弟先后到了农村，分别在当时四川的开县、万县、巫山县和巴县落户，时间加起来有二十五年，加上四个媳妇十三年，再加上我父亲在农村蒙难的二十年，总共五十八年之多！当时农村，我所在的巴县好一点，几个哥哥就“恼火”了。我哥哥的生产队有的一个劳动日9分钱，有的1角1分钱，如果你不是全劳力即没有达到10分（学习大寨的10分评分制），那么一天劳动下来只有7、8分钱，一年结算下来，不但没收入，常常是倒赔的。有的细节至今记得。我的大哥调回城之时，得到一份通知，必须交清8角1分钱才给办手续，而这8角1分钱是县医院要的，因为我大哥帮忙看护了一个生病的知青，他没钱，就算在了我大哥这个帮忙人身上了。我母亲赶紧给他汇了几块钱去，将“人质”赎了回来。还有每年春节，三个哥哥背着或挑着洋芋、核桃什么的当地物产回来了，母亲要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要他们全身脱光，换下衣服放铁锅里大火煮，因为衣服上有虱子、跳蚤；当然，邻居还帮忙来理发，以免虱子打埋伏，等等。
当我读到《弯曲的光阴》一个个鲜活的知青故事时，心底的故事也蜂拥而至，以为“光阴”已去了，它却还在那里；而历史，任谁也无法装聋卖傻地绕过。人不只是通过眼耳鼻舌身而获得存在感的，更重要的是，人必须通过记忆及记忆的联系活着，记忆的深处，就是我们的精神和灵魂的家园。
知青文学究竟如何反映和表现呢？我以为第一要务是“历史记叙”，即是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进行历史性的记叙。以往并不多的知青文学，由于潜意识中僵硬政治指引的惯性影响，特别是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单一范式影响，在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真实性、广泛性和深刻性上都大打折扣。有的作品虽能赚一时之泪，却终如昙花一现。历史记叙，首先是真实记忆和历史碎片的收集与累积，特别是记录下以个人或事件为中心的具有实证性的个案，这才是真实历史的基础。而我们过去许多的所谓历史，“二标”泛滥，“三虚”毒浸—这“二标”即是标签、标语（口号）；“三虚”即是虚伪、虚饰和虚假。它们与真的历史背道而驰。其次，历史总是错综复杂、动态变化、真相与假相并存的。所以，我们必须站在理性的高度上去伪存真，明是辨非，将正确的道理和主题拎出来并呈现于世。从以上方面衡量，《弯曲的光阴》可以归为“历史记叙”一类。
作者小说中时间起笔于1965年，落笔于改革开放之后，笔涉广阔的社会生活背景和空间。我以为，该长篇小说有三个值得重视的价值点。
其一、始终包含了作者对城市与农村、知青与农民的双重关注。这个城市，是农村之外的广义城市，通过它，反映出当时中国宏大而变化的政治背景。这个知青，是作者笔下的具有知识分子家庭背景的知青个体和群体，他们身上明显带有“文气”与“思考”的痕迹。与不少作品不同，作者并非抱着只有我们知青才受了天大委屈的苦逼情绪，同时又对农村和农民的落后显示出一种居高临下的城里人态度，作者已经从一种负面的情绪中超脱出来，生动地写出了知青与大巴山农民包括农村干部在一段共同的岁月中撕扯不开的“摸爬滚打”。这使得作品也有了农村和农民的视角和立场。知青与农民共同聚焦于两个问题：生存的权利，被尊重的需求。这种历史与人文的基调是值得赞赏的。
其二、具有“知青词典”的特点。如：中、高考政审与黑五类，知青动员会，知青下户口，知青歌曲，知青农场及插队，知青居室，知青劳动工具，知青粮食供应，知青评工分，知青打架，知青读书与学技，知青恋爱、结婚、生育，知青闹“户口兵”，知青返城及谋生，知青考大学，乃至与知青相关的城乡旧景、乡俗俚语、衣著言行等等，很多我们经历过的东西已被岁月悄悄偷走，然而在小说中又相见了。作者收集整理功夫扎实，记忆力令人佩服。笔者认为，可否编一本全国性的《知青词典》？！
其三、“红色幽默”笔法的尝试。“红色幽默”与“黑色幽默”是不同的。黑色幽默出现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其经典作品为美国作家约瑟夫�6�1海勒的长篇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黑色幽默”的作家突出描写人物与周围世界的荒谬关系及社会对个人看似理性的无理压迫，通过扭曲、变形、夸张等方法、手段，显示出人类在现实面前某种莫名其妙的无奈和绝望。我所提出的“红色幽默”，则是通过忠实描写现实而呈现出一幅真实而又荒谬的人生浮世绘。
它有几个突出的特点。第一、它来源于人类的乌托邦理想，特别是来源于前苏联乌托邦美学与创作范式；第二、它根植于现当代中国特别是1949年至1978年的社会运动及实践；第三、它是真实出现和发生的，虽然艺术需要虚构，但是许多精心的虚构远不如真实的现实。
因此，当我们进行“历史记叙”的时候，很多时候只需要将最精彩的历史事实进行艺术呈现即可。这时，我们所曾经忘我追求的种种经历自会矛盾打架，自会冲突解构，“我”会成为“我”的嘲笑、讽刺、扭曲、夸张、变形、荒诞、悲哀和绝望的对象。
历史责任有主有次，但是人人有份，我们过来人谁也逃不脱。所以说，“红色幽默”既是深度反思、反讽与自我批判的，又是关注在思想文化上进行根本性重构、重建的。《弯曲的光阴》在不少地方给我们带来的“红色幽默”之笑，其内涵丰富，其滋味杂陈，令人拍案叫绝！
（吕岱，前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后任职于重庆广电集团，兼任重庆工商大学特聘教授。著名电视制作人、艺术策展人和文学批评家，第四届全国百佳电视艺术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