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氏兄弟是作者着力较多的形象。他们显得较理智，家学渊源显然给这理智增加了某种厚度。在情节的展开叙述中，肖天健等人似乎有着某种抗拒癔症的倾向。我说“似乎”，是就故事本身的去向看，我也有些拿捏不稳。（作品中）按理说，这种理性家庭背景，这种个性气质应该较他人更清醒，清醒就易超脱，超脱就冷眼旁观。文丨革丨中流行的派别判词中除造反派、保皇派以外还有个逍遥派，说的就是这群人。肖氏兄弟在当时的运动潮流中常常显得迷惑不解，继而彷徨犹豫，再继而则是怀疑，作者为表现这个怀疑，常让其倾诉其思考疑虑，于是这个形象总是心事重重。这种精神苦痛在知青中有某种代表性，他们怀疑，甚至有批判意识，但由于这种批判意识必须由个体为出发点，而这种个体意识少之又少，于是在那种狂热的群体话语加上民粹主义色彩浓郁的心理倾向中，这种孤独的个体极容易将怀疑之矢射向自身，极容易显得缺乏精神深处的稳定的自信。在流行话语上，那时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私心杂念”

铺天盖地无休止地打压着个体思想，不仅在政治上、伦理上令个体思想毫无立錐之地，甚至在道德心理、人格层面上也欲将其赶尽杀绝，毫不留情。从结局上看，肖天健最终只能以出国留学为出路，其弟也只能选择就业和停止追问。这真是意味深长。

卓娅这个角色以另一种方式来表现自己，读者可见仁见智自作解读。

在哲学层面上加缪所重拾古希腊神话中西西弗斯反复推巨石上山这个意象，所欲展现的人的现代存在状态，被作者技术性地剪贴进小说的封里题签，成为一个隐喻。虽然那已非加谬原意。

也许正是这样，苦难的知青一群尚待细细反省苦难的来龙去脉，而迄今的思考却又尚嫌不足（就整体而言），就还应该作某种形而上的存在状态思索。—确乎是奢侈有加了吧！

关于小说的叙述语言。

近几年，原本已渐淡出人们视野的知青话题又热络起来。考其原因，一来是知识青年这个群体大部分已经进入老年阶段，或即将进入退休的行列，仿佛于心不安，或是于心不甘地对这种“淡出”反弹，自然言说就多一些。不过，更重要的原因大约是人心世道的变换更替，随着这代人的渐行渐远，对知青这一特殊的历史现象的真像与史实的揭示也较前清晰，思考亦愈见深切，浮言也似渐渐飘散，于是也就推动着人们对此有各种不同的新异见解。再者，上层领导人中有知青经历者被人发现统计，并由此产生出种种的善意联想（已有经济学家社会学者在网络上呼吁给知青以某种“经济补偿”就是一例）。这当然是挺有文化特色的说道，但它将知青话题炒热抬高也就在所难免，须知文化心理的社会功力涌动起来可不敢小看哦！

如是就有一个话题：我们如何陈述往事呢？

知青形形色色，本不在一个层面思考问题吧？如果这样一想：也许回想起许多当时不经意的事吧！

半世纪后的今天，知青个体该如何摆脱仿佛还在当年下乡之际的主流话语，重拾自己的内心体验，重新正视当年的艰难处境，重现当年环境氛围却又能跳腾挪移出来而不淹没于其中？当人明白了许多真像以后，看同一件事物时眼光会变的。也许，不要拒绝这个变化！不应惧怕这个变化！对我们许多人而言，这种变化意味着痛苦，但痛苦着也是种欣慰快意。—这倒有点接近加谬之西西弗了！

就文学而言，则更需要自己的独立话语，个体性话语是文学艺术的生命！如果，被放逐的一群却习惯于搬用当年放逐之话语，岂非咄咄怪事！

朋友间也有人嘲笑，知青聚会或知青文学讨论“不过又是一场相聚集体怀旧而已”。其实，人生说穿了也就许多往事咀嚼，历史品味。怀旧多多，不胜枚举，今天众多的同学会、战友会、知青会等等，无不是怀旧之作。怀旧的毛病在于重复，重三迭四，唠叨不已，大约也就乏味了。即使怀旧，也须有些新意吧。

对知青文学作品，我多少有些偏爱。其中原因倒并不仅仅在我本人也曾经是知青。当过知青的这段经历让我对知青文学情有独钟这是事实，但更重要的是，我发现自己更多的喜爱其实好像是来自期待：在文化领域里似乎总有许多东西尚未展现，总有许多东西尚被遮蔽，甚至总有许多场景和人物心路历程都皮相而不像那么回事。

谈知青运动也罢，谈知青文学也好，都面临一个对当时大背景的拆解，对相关的具体事实真像的澄清，以及对这一运动过程的宏观的历史性的评价和定位。没有这些基本前提，大约也没法研究，也很难去艺术创作吧。

“小子丫头”这个称谓是否确定了叙事主体的万能或者叙事主体漂浮不定，这本是叙事文学中的两个有些相辅相成又相对立的现象。一般说来，主体本身融进故事中成为一个角色，或者多个角色（这正好转换叙事视界，获得别样叙述效果）。而在这类知青以亲身经历为基础、人物形象多有实存原型而写就的作品中，“我”在叙事中的出现在效果上更容易拉近阅读者的心理距离。“我”的知青身份对叙述本身会带来边界限制，这限制看似局促，却也有一个基本长处，有形无形之中就阻断了万能叙事的可能性。以此看去，该小说的叙述主体是流动不居且不固定的，他常跳出情节发表某些理性推演，也常在历史背景或政治政策背景上做宏观说法，如此，则让叙事者仿佛于故事情节中若有若无，若隐若现，神龙见首不见尾。如是，效果之一则是作品的基调显得漂浮起落，章节中的小标题之主观意图同人物活动及情节构成似难水乳交融一体。

叙事的语词概念的特定历史色彩其实已经给叙述者的历史状态打下了烙印。人们经历过的那些人物和事，在后来的记忆和叙述中往往被称为原型的那些存在，即世俗伦理称为真人真事的那些曾经的存在，通常可以视为本事，本事对叙述者的影响强烈而持久，对成就作品的作用不言而喻。但在严格的意义上说，本事是历史，它构成历史书写，却还不能等同于文学书写，文学之为文学，小说之为小说，似乎重要的在如何去叙述这个本事，如何讲故事较本事更贴近小说诸元素吧。

阅读经验经常提醒我们，历史事实与书本记载往往相左，而书本又常常印证某些事实。而这个情况常常引起史学同文学之间的分歧纠结，也引起学界以严格的态度去分别界定史学与文学的边界，也引发出版界即使对文学也常常以虚构类与记实类加以区别地分类。

尽管如此去规定，但放置于我们面前的近一时段所著之知青小说文本，大多是二者兼具，却又多少倾向于某种基本纪实体。这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

邹克纯兄出身大学中文系，浸淫文学数十年。由作品可知，他敏于对人物事物的感受，又擅于用文字去表现这类细腻而独特的感受。最终成就这部作品，可说是水到渠成实至名归吧。

（黄良，重庆师范大学美育美学研究所所长，重庆市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发表著作百万字以上，专著《美育与中学语文教学》为教育部指定全国教师继续教育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