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把《弯曲的光阴》作为一部社会人文小说、一种启蒙文学来写的。这二三十年来有太多的人写知青题材，但大多大同小异，回锅饭翻来翻去的也没什么意思。如《×××》之独具洞见者，实属凤毛麟角。我虽不完全赞同《×××》的认识，阅读之后却也确有触动，确有所得。而我这部小说，不愿表现虚假无聊的豪情壮志，也不愿讲述顾影自怜的委屈悲情故事，同时还不满足于对阶段性政治的批判，于是试着以小人物的经历、命运去透视历史，从一个小小的历史断面去针砭民族文化的劣根性，解析民族文化的进退得失。这种意图决定了小说的立意，也决定了小说的取材、布局以及表述方式。

这部小说与其说在写知青，倒不如说是意图借助知青为载体，去描绘一代人、一个时代。我辈上山下乡的上世纪六十年代以降，正是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变的最后时期，而“知青”恰好成为了这个“最后衰落阶段”的特殊参与者和见证人。上山下乡的人自然是“知青”，但也不妨把他们视为一群在特殊条件之下下乡的“城里人”，小说巧妙借用他们独特的视角，摹写那个时代城乡的双重画面，并将“知青”的个体经历有机地织入社会演变过程之中。小说在诉说城市破败、经济萧条、社会沉闷的同时，着力勾画了大巴山的原始风貌；在诉说知识青年悲喜交加的生存、恋爱、奋斗故事的同时，又满怀同情地描述了在传统自然经济与僵硬体制双重枷锁压制下农民无以摆脱的贫困、饥馑；还通过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不无戏剧性的碰撞，表达了知青、农民对于现代文明共同的强烈渴求。

小说在描摹社会、历史画面的基础上，努力张扬着一种人文基调：生存的权利，被尊重的需求。正是由此生发出以肖天健为代表的这群中国年轻人在二十世纪后半叶所发生的悲欢离合的命运故事。他们大多是重庆知识家庭子女，因为政治歧视原因失学去到了大巴山，伴随着创建社办场、插队落户、文化革命动乱、知青返城，以及恢复高考、改革开放等一系列历史事件，演绎了自己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与精神蝶变。

为了更加厚重地表现这一段历史与生活，小说又借助知青的父辈（即上一代人）来拓展视野，将描述空间覆盖到了整个二十世纪，即从“五四”直至两千年来临。“五四”运动的爆发，是基于西方现代工业文明与中国自然经济旧文明碰撞，二者优劣立判，震惊了国人，先进者即欲改弦更张，呼唤脱离古代，进入现代。按中国现在的套式说法，“五四”就是新文化运动和爱国运动的融合，其实它应该蕴藏着更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也可以说，它就是一次向中国农耕文明告别的宣誓仪式。鉴于上述，《弯曲的光阴》中有一个人物就不要被忽略了才好，那就是肖天健的父亲肖涤尘。严先生评价说：“肖涤尘在全书中所用笔墨并不很多，但给予读者印象之深刻却超过许多人物，此中三昧，颇值得思考。”的确值得细细思量。肖天健是全书的主角，而肖涤尘则是全书的灵魂人物。

《弯曲的光阴》和这一时期的一批知青小说一样，主张作者的灵魂与历史坦诚对话，十分强调作品的真实性（或曰纪实性），强调常态化地还原最真实的生活形态。这部小说就采用半纪实的表现形式，尽力还原一段恍若隔世的社会生活。就如王小波所说，这种民间记忆打捞的“沉默的大多数”，或许有其最真实的一面。总之，小说在真实、全景展现一群“文丨革丨前”大巴山知青命运故事的同时，也深刻地揭示出封闭、落后的中国农耕旧文明必然解体的趋势，并以之彰显出人文意义的永恒价值。

《弯曲的光阴》纪实描写知青、农民日常生活的同时，也着意勾勒出一轴具有浓郁巴蜀民俗风情的画卷。诸如重庆城里的人分五色、背叛家庭、琳琅票证、流言蜚语；大巴山连绵的原始山林，刀耕火种的原始劳作，火炉坑、石磨之类原始用具，工分、饥馑、臭虫、虱子，以及原生态的俚语、粗野山歌，稳婆接生、偷情借种等古老陋俗；再如文丨革丨中言必称“语录”、“破四旧”捣毁文物、跳造反舞、全民武斗、荒唐丢命；以及因大动乱而派生的三十岁考大学、人到中年学徒等等。

《弯曲的光阴》采用了亦庄亦谐的表述手法，就是吕岱兄所说的“‘红色幽默’笔法的尝试”。顺便提及，海明威小说“反讽”、“调侃”的叙述语式很有张力，我是很欣赏的。小说题记中言及的希腊神话人物西西弗，以及他无奈地推巨石上山的荒诞故事，也和这种“反讽”、“调侃”手法息息相关。小说中的人物就像那个西西弗一样，历经了如今看似荒谬难以理喻而其时却实实在在每日发生的一连串生存状态，说白了，就是针砭陈旧、封闭的旧文化形态，抨击极权政治对人性、人权的践踏，显隐之间或许也体现出那么一点现代公民精神。

换句话也不妨这么说，《弯曲的光阴》所描述的个人命运、社会场景，以及意识形态的种种表现，都交织在中国数千年农耕文明最后解体的演变过程之中，交织在中国数千年极权政治的回光返照之中。

野渡匆草2016-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