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天健强作轻松地告诉父亲：“爸，我都听天鸣说了，检查结果还不错，是良性肿瘤……就是化疗过程折磨人。”

肖涤尘淡然一笑，说：“儿子，你们也别想太多了。我不会讳疾忌医的，会尽力配合医生的治疗。”

化疗的过程十分痛苦。六七个疗程下来，肖涤尘已消瘦得脱了形，双臂如同干柴，头发落了个精光。

孰料福不双降，祸不单行，化疗还未奏效，他又因脑梗塞引发了右半身偏瘫，视力也模糊了。

但肖涤尘却好像仍然不以为意，依旧我行我素地执行着自己的人生计划。他让肖天鸣取来了一块画板，然后他靠在病榻上，用左手执钢笔顽强地完成着自己一篇新论文的结尾。

医生、护士都被这位八十岁老人深深地感动了，禁不住啧啧称赞：“这么坚强的老先生，真是不多见啊！”家人、后辈们在一旁，则经常看得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流。

肖涤尘的病情在继续恶化。捱到1999年春节前夕，肖天健、肖天鸣心里都浮起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这个晚上，兄弟俩都想值夜看护父亲，争执了一会儿，肖天健说，算了，干脆今夜我俩都别走了。两个人一起来到了父亲的病房门口，却又有些不敢推门进去——他俩都害怕看到曾经那么坚强的父亲躺在病床上无助的情景。

从门缝望进去，父亲显得一如既往的平静，仍然用他的左手在画板上吃力地书写着。这让兄弟俩想起了朱自清笔下“父亲”的背影。他们知道，父亲正在撰写一篇关于五四运动的论文，题目叫作《五四精神的现代意义》。看着被病痛和治疗折磨得瘦骨嶙峋的父亲还在那样吃力地书写，兄弟俩十分心痛，十分难受，这会是父亲的最后一篇文章吗？两人又暗暗怪咎自己对父亲关心不够，若早一点发现父亲的病情，也许情况会好很多。

父亲停下了笔，转头凝思地望着窗外夜空。一会儿，他喃喃吟诵道：“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这是白居易《长恨歌》中的诗句，父亲一定又在思念母亲了。一转眼，母亲宁若兰辞世都已经三十二年了。

兄弟俩也止不住在门外轻声惋叹。肖天健碰碰肖天鸣的手肘，说，进去吧，陪爸说说话。

兄弟俩跨进门，在病床边坐下，和父亲温言攀谈起来。

肖天健问道：“爸，您的文章快完成了吧？”

肖涤尘答道：“嗯，快了。”

肖天鸣问道：“爸，您想在文章里说点什么呢？”

肖涤尘略微想了一想，答道：“五四运动过去快一百年了，却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当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要革新中华文化，复兴中华民族，这个目标到现在都还没有完成，因此五四运动就值得继续研究，五四精神就必须继续发掘。”

肖天鸣点点头：“想想五四运动那种直面现实、针砭时弊的精神，至今都让人感到亲切。”

肖涤尘分析道：“从当代文化的视角来审视，‘五四’或许有更多的文化密码需要我们去解读。按一般的说法，‘五四’就是两个运动的融合，一个爱国运动，一个新文化运动，五四精神的核心内容就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八个字。其实换一个角度看，它应该蕴藏着更深的历史文化内涵，也不妨这样说，它就是一次向中国农耕文明告别的宣誓仪式。”

肖天健补充道：“嗯。中国欲从专制的古代社会脱胎而出，最迫切的就是要改造农耕旧文明造就的国人奴性、愚昧的病症。当年的新民运动、新文化运动都是由此而产生的。没有文化启蒙，就不会有制度改革的成功。”

肖天鸣感慨道：“是呀，如今的科学技术是在突飞猛进地发展，而民主建设的路却还很远。”

肖涤尘沉吟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肖天鸣又议道：“有时我也在想，五四运动时提出了‘打倒孔家店’之类的口号，现在看来也不无偏颇。”

肖涤尘道：“孔夫子毕竟是中国农耕时代的精神象征嘛，那个特定时期出现这样的口号也不足为怪。”

肖天健道：“是的。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清王朝的闭关锁国政策挡不住列强的坚船利炮，西方工业文明和东方自然经济撞击，优劣立判。也难怪当年的激进者们猛烈抨击中国传统文化，落后就要挨打嘛。”

肖天鸣道：“愤激于中国传统文化包袱太重，喊‘打倒孔家店’，原也无可厚非，只是对于民族文化我们决不应该抱虚无态度。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含着民主的因子，就看你怎样去发掘，怎样去推陈出新。”

肖天健肯定道：“不错。从周礼的‘三询制’，到孟子的‘民贵君轻’说，再到明末清初顾黄王三大儒的启蒙思想，从儒家的崇尚民本、道家的崇尚自由到墨家的崇尚平等，都含有朴素的民主因子，若再结合西方的民主精神，中国人也能构建起自己的自由道统。”

肖天鸣笑道：“《大学》中早有‘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古训嘛。”

肖涤尘颔首道：“其实，主张改革的五四先驱们，都是些国学大师。虽然他们都极力主张学习西方，却从未丧失过民族文化自信。‘西化’是必要的，而‘全盘西化’是不妥的，是不可能施行的。譬如，你读《圣经》并非就不能读《论语》，喝威士忌并非就不能喝茅台，穿皮鞋并非就不能穿布鞋。”

肖天健议道：“康梁维新变法，提出了托古改制的大同思想，主张仿效西方实行君主立宪，算是最早作了融汇中西人本思想的有益探索。”

肖涤尘补充道：“与其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你们兄弟现在正着手组织回忆录，作小说，这都是好事。辜鸿铭说，‘要使人自由，先使心自由’，不管弄历史还是弄文学，你们都应该记住这话。”

肖天健叹息一声：“唉，‘自由’一题谈何容易。现在真话太少，令人惋叹。”

肖天健叹息一声：“唉，‘自由’一题谈何容易。现在真话太少，令人惋叹。”

肖天鸣也叹息道：“是啊，回顾历史有时就如同梦游一般，真实与虚假难以辨识，清晰与模糊交替呈现。”

肖涤尘深思地望望两个儿子，缓缓说出一段意味隽永的话：“的确，人类文化现象有时很微妙，一些历史记载，时、地、人都是真的，内容却是假的；而一些文学描写，时、地、人都是假的，内容却是真的。”

肖天鸣点点头：“都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众生相，我就是想把我们这代人的众生相真实地描画下来，如实还原一段社会生活，给后人一点启迪。”

肖天健肯定道：“嗯，只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著作就定然有价值。”

……

那天晚上，父子三人谈论了好久。两个儿子终于有些耽心父亲疲倦，不想再深谈下去了。

肖天鸣劝道：“爸，天晚了，不再和您聊下去了。这篇文章写完您也休息一段吧，您可是在生病。”

父亲似乎对自己的病早有思想准备，淡然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生老病死也是人生的一部份嘛。”

肖天健说：“那也得听医生的，该休息就得休息。爸，我们都希望您能早一天恢复健康。”

刚强的老人费劲地笑起来：“哈哈哈，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

这是肖氏父子三人最后的一次长谈。

1999年春节以后，肖涤尘的病情彻底恶化。几天以后，这位刚强的老人永远离开了自己挚爱的家人和祖国，带着一个世纪的中国梦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