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天健不离不弃考大学的举动，令栾玉梅母女俩慌张起来。栾玉梅倒也没说啥，母亲杨春花却撺掇继父孙德利道：“喂，肖家娃子要真去念了大学，屁股一拍走了，还到哪里去找人？那不把我们家大妹弄来晾起了吗？你前几年当过这娃子的领导，去劝劝他嘛，让他莫考大学了嘛。”

孙德利于是奉命来找肖天健，吞吞吐吐地问道：“肖……老师，你还，还要去考大学呀？”

肖天健坦然答道：“是呀！”

孙德利又问：“读……读那么多书干啥？”

肖天健微微一笑：“犬守夜，鸡司晨，苟不学，曷为人？蚕吐丝，蜂酿蜜，人不学，不如物。”

这肖家娃子嘴里叽哩咕噜的，孙德利也听不懂他究竟说了些啥，只管一个劲儿地规劝：“肖……老师，读不读大学你现在也当老师了嘛……听胡副书记说，过得年把沈校长一退，厂里还准备提拔你当子弟学校的校长。”

肖天健干脆地答道：“我不想当这个校长。”

看肖天健如此坚决，杨春花和孙德利越发慌乱，赶紧又把胡副书记请到家里头来商量。

胡传经说：“肖家娃子又要去考呀？还真是贼心不死。”

杨春花开门见山道：“胡副书记，你是孙德利的老上级，又是大妹的干爹，这事你得管哟！”

胡传经说：“要管，要管，急啥子嘛。我看，要把这娃子留下来，也不是什么难事。”

孙德利问道：“那该咋整呢？”

胡传经笑模悠悠道：“嘿嘿，那年我可以把他下放到煤场，去年高考我可以卡他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今年我就照样可以让他考了也白考。”

孙德利大惊道：“哎呀，又要整治他呀？”

胡传经狠狠楞孙德利一眼：“什么整整整，又乱说个啥？给你说这叫作‘釜底抽薪’，没长进！”

杨春花犹疑道：“就怕肖家娃子晓得了我们做的事，和我们记仇。”

胡传经一撇嘴：“哼，对付知识分子臭老九，就要磨性子，杀傲骨！不杀杀威风，将来大妹也不是他肖家娃子的下饭菜！”

几个家长正商量得闹热，不料想栾玉梅却忽然冲进了屋来，恨恨地吼道：“原来你们一直在整肖哥哥呀？”

杨春花慌忙说：“大妹，我们那都是为了让肖家娃子留下来，还不是为了你好嘛！”

栾玉梅咬着牙道：“我的事不要你们再管！肖哥哥就是一去永不回头，我也决不会害他回不了城、读不成大学！”

栾玉梅流着眼泪找到了肖天健，向他道歉道：“肖哥哥，都是我害了你！你今年去高考要防着他们点！……”接着，她便一五一十地述说了下放煤场、卡大学录取通知书两件事的前因后果。

肖天健直听得目瞪口呆，至此方才对这几年的事情恍然大悟。

但是，肖天健依然执着地走进了1978年的高考考场。只是想到胡传经等人的所作所为，他还是有些惴惴不安，同时也怀着对栾玉梅的一份歉疚之情。

那一年高考阅卷评分不再搞暗箱操作，报上要求考试结果都必须向全体考生公布。肖天健却依旧有点不放心，提前跑到太平县安办去，向温德安主任诉说了自己的耽心。

温德安一听大为不平，忿忿道：“还有政策没有了？小肖，如果今年你考得好，我就把你的成绩直接报告给石书记！”

八月里的一天，温德安往太平铁厂带来口信，叫肖天健到他那儿去一趟。肖天健来到了县安办。一进门，温德安便挥舞着一份《通川报》兴奋地喊道：“中了中了，小肖你中高考文科状元了，都上《通川报》了！”

肖天健瞪眼一看，《通川报》上真报道了自己的高考成绩：总分448分，是1978年四川省文科考生的第一名。他一时激动得难以言表，脑子里竟然奇怪地联想起了范进中举的模样。

温德安还在高兴地夸赞：“小肖呀，了不起呀！看来，已经勿须去打扰石书记了！……嘿嘿，卡嘛，看他们这回还敢卡！”

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一行应试士子去到县文教局填写入学志愿表的时候，肖天健却半天下不去笔：填高了怕高攀不上，填低了又心有不甘。左思右想一阵，还是择了个中，将第一志愿填了四川大学历史系。好在读川大可以和汪鹄翀同学，也算是一个意外之喜吧。

此时，另外一个喜上加喜的事儿也传来了，良师益友余志存也考取了母校中国科技大学的研究生。

欣喜过后，肖天健蓦然忆起了九年前张懒王算命的话：“从卦象看，你的命太硬太苦，要到三十岁上才能转运。”肖天健掐指一算，今年自己竟然恰好三十岁，还真被张懒王暴牙巴咬虱子言中了。他一向自诩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当年看手相不过是为着好玩，并不相信那家伙的胡说八道，可现在却也不由得心里暗自惊诧，难道，冥冥之中真有天数么？

离别之际，栾玉梅前来送别她的肖哥哥。她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含着满眼的泪。

肖天健在憧憬大学梦之余，心中也像打翻了五味瓶，颇不是个味儿。他隐隐地意识到，自己虽说并未负有看顾栾玉梅一辈子的责任和义务，但这一生怕都要纠缠于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恩与歉疚情结之中了。

不过，事情既已发展到了当下，则无论是夙命的手相、情感的欠债，还是生活了六年之久的太平铁厂和十三年之久的大巴山，肖天健都已无暇去细想，知识世界的诱惑毕竟太大了！他只想着，未来漫漫的人生旅途上，无论求学还是报效民族国家，自己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要做的事还很多很多！

肖天健载欣载奔地踏上了重新求学之途。第二年，他又乘胜挺进，以大一学生的身份考取了四川大学文化人类学研究生。

人生如戏，人生会发生许多微妙的戏剧性场景。正当肖天健、汪鹄翀、方友梅侥幸自己终归挣脱了“黑帽子”，各自去扮演大学生、研究生角色的时候，郭南下却正戏剧性地由“红”转“黑”。

郭南下的命运和当时的政治形势戚戚相关。

1978年12月18日至12月22日，被称为“新时代遵义会议”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国家政策也随之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思想上，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政治上，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决定实行改革开放，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组织上，则要求审查和解决党内一批重大的冤假错案。

在“拨乱反正”大旗的指引下，这边在大肆平反文丨革丨冤假错案，且要“一风吹”；那边却又开始了同样大规模的“揭批查”群众运动。这“一风吹”的话是***说的，即平反冤假错案要设法加快进程，毋须一个人一个人地复查，可以采取集体复查以后“一风吹”的办法。从1978年到1982年，“一风吹”平反了文丨革丨冤假错案290万人。而“揭批查”的重点则是“三种人”。1982年12月30日，**中央颁发了《**中央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指明了：所谓“三种人”乃追随林彪、江青***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简言之即造反派头头中的林彪、四人帮余孽。

清理“三种人”很快便发展成了又一个波及全国的政治运动，所涉面之广、人数之众，堪称史上空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