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生存的权利
正当肖天健在苦闷、迷惘之中苦苦挣扎、思索的时候，陈安生却沉下心老老实实地过了几年庄户人家的日子。跟肖天健这些知青相比，陈安生的想法显得简单多了，无论农村也好城市也好，干这样也好干那样也好，就只求能争得一点点生存的权利和空间。
刚刚倒插门那会儿，陈安生小两口因为暂时没有居所，便住在老丈人蒲国炳的家里。没住多久，蒲国炳带着人给女儿、女婿补建了新房。新房紧挨着蒲家院子，是一排三间的干打垒土墙房，颇有些天然气质：梁柱、檩条、椽子都取自新伐的松树，还散发着浓郁的松脂味儿；夯实拍平后再用卵石掌子打磨过的土墙上，杂草根茎还倔劲地支立着，透着鲜活的气息；而青灰色的瓦片堆上屋脊之时，仿佛还能体味到砖瓦窑的余温。
小两口喜孜孜地搬进了属于自己的新居，井井有条地安排布置起来：中间屋作了卧室，右边屋作了储藏室，左边屋作了厨房。厨房是完全按照当地习俗摆弄出来的，陈安生花了整整一天时间，去后山开了几块上好的条石，吭哧吭哧地背回家来围了一个火炉坑，还专门置办了吊放铁锅、铁罐的粗木罐搭钩，以及案板、水桶、泡菜缸什么的。
陈安生虽说一心作个大巴山农民了，却毕竟还残留着些许的书卷情结，于是，他又用苦竹剖篾，将中间卧室夹了一个小间出来，作了书房。
书房的布置很有特点：将两根未剥皮的杉木桩锲进牛肋巴窗棂下的墙壁，横放两块长木板，再铺上张塑料布，便成了书桌；书桌上放一个广口的玻璃瓶充作花瓶——山里有取之不尽的野花，足以保证瓶中的花儿一年四季都鲜活耀眼；傍书桌再安放一张搁板，将自己仅有的二三十本藏书炫耀似地排列在搁板上；还把自制的竹筒二胡和几支箫笛醒目地点缀在书桌的上方。书房虽说简陋了些，但是经过如此这般一倒饬，倒也不失书香琴韵之雅致。
整理藏书的时候，陈安生将从前燕子送的那本四角号码字典摆在了搁板书架一个醒目的位置上。——当然，这只不过是一个下意识的动作，陈安生也不自知，在他的潜意识中，那久远的初恋并未从心中连根拔去。
屋内安顿好了以后，陈安生和蒲葵花又接着拾掇屋外。靠着左屋外墙用树枝、麦草盖了一个很大的柴棚，里面堆满柴禾时一个冬天都不愁了。再把屋前地坝铲平，绕屋基挖了排水沟，并在地坝前的斜坡上栽上了蕉藕和魔芋。再后来，又沿着地坝边打了一圈竹篱笆，播下些丝瓜种籽。
待到农历四、五月时节，浓密的丝瓜叶把篱笆变成了绿色的墙，鹅黄色的花儿星星点点地绽放，丝瓜也渐渐从叶隙间伸了出来。丝瓜长得繁盛之时，一次即可采摘大半花篮。
庄户人家过日子，少不得瓶瓶碗碗，坛坛罐罐，柜子缸子，磨子兑窝……啥东西都不值钱，但啥东西都离不了。为了省几个钱，家里好多小家具、小农具如箱柜呀水缸呀什么的，陈安生样样都自己动手做。一来二去，陈安生也练成了个半拉子匠人，石木二匠的活儿都能摸摸。
庄户人家还得喂鸡喂狗，于是陈安生又在柴棚里搭了鸡圈、狗窝。赶场的日子，蒲葵花专程上云坝场去挑挑拣拣地买回来一窝小鸡娃。鸡娃还太小，也分不清公的母的，就像一个个黄绒绒的小绒球，跑起来满院子滚，乐得蒲葵花咧开嘴巴笑。不过，大巴山的乡里喂鸡喂狗倒也省心，白天就由着鸡在柴棚里捉虫刨食儿，收工回家随手丢一把碎米、谷子便罢了；撒落田间地头的粮食呀菜籽呀，放酸了的剩饭剩菜呀，都由鸡们狗们收拾了。蒲葵花一心就想多养几只母鸡，因为母鸡能下蛋，用蛋换了现钱就能买点盐巴、煤油、针头、线脑什么的，拿贾有礼堂客的话来说，那叫作“鸡屁股银行”。
转眼间，陈安生和蒲葵花的第一个娃儿出世了，老大是个儿子，小两口甚是高兴。陈安生显得尤为欣喜。这家伙一向是个悲观主义者，自打下乡那天起他就觉得自己已经“死”了，而现在有了一个儿子，就仿佛自己的灵魂从此有了寄生的载体、生命得到了延续似的。
可儿子出生后一个月就没了奶吃，把小两口忙得个屁颠屁颠的。陈安生亲手打了一盘小手磨，每隔三两天，小两口便用撮瓢盛几碗米端到手磨上去磨，把米磨成粉，煮成米糊羹羹，再一口口地喂给儿子吃。就靠着吃这米糊羹羹，老大也一天天地长大起来。
再过得一年，女儿也出生了，小两口越发弄了个手忙脚乱。两人每天日出荷锄，昏晚歇肩，到得家来又得忙着劈柴禾、浇菜园、煮猪食、喂鸡狗，还要映着昏暗的煤油灯光弄夜饭、补衣裤什么的，累得全身骨头像散了架。可常常夜饭还没上桌，两个娃儿又早饿得嗷嗷叫了。
日子就这样忙忙碌碌地过去，陈安生也渐渐谙熟了耕田耙地、栽秧挞谷、背扛挑抬那一整套农活儿，又打过石头，做过木工，修过电站，建过堤坝，已经无愧于农村全劳力之称谓。鉴于陈安生表现好，又有文化，他当上了生产队的会计，好歹为妻儿老小又多挣了几个工分。
陈安生浑浑噩噩地度着时光，似乎也变得有几分麻木。他的衣着服饰乃至言谈举止都已经彻底“脱胎换骨”，已经与地道的山民无什么差异。且不要说大巴山老乡在不知不觉间把他纳入了土著之列，就连他自己有时也会忘记了自己曾经的“知青”身份。
庄户人家的生活是极其单调乏味的，好在每天收工回到家里，小狗总会摇着尾巴跑过来亲热，用湿漉漉的舌头舔人的手，大鸡、小鸡们也“咯咯咯”、“叽叽叽”地围着人打转转，这鸡呀狗的，倒也陪伴着陈安生和他的一家人打发了许多难捱的乡村岁月。
可就这么个庄户人家的简单日子，维持下去却也很不容易。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中国，所谓“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已经显得步履维艰，日趋崩溃边缘，再加上文丨革丨动乱加薪助火，广大农村呈现出一派萧条景象。
老天爷也偏偏像是跟人较上了劲儿。1975年的这个夏天是一个苦夏，日日晴空万里、烈日当头，天气燥热无比。大巴山好多地方，秧子栽下去以后整整五十来天，这老天爷就没有一丝要流眼泪的样子，一些田里的水甚至都干涸了，田里泥土裂开手掌宽的裂缝，秧苗有气无力地蔫着叶子、耷拉着穗头。
生产队长蒲国炳仰头望望白花花的太阳，不由心急如焚，急忙将队里的主要劳力集合起来挑水抗旱，拼命向老天爷争夺粮食。他只祈望秋后能保住个两三成的收成，好歹给全队老小混点口粮。陈安生也跟着蒲国炳去了，劳力们挨家挨户地将猪圈的粪水挑到稻田里去。可旱情实在太严重了，那一挑挑的粪水泼到稻田里，只听得发一阵“哧哧”声响，瞅着冒一阵白烟，便一滴水印子也没有了。于是，待各家粪坑的水舀干了，又接着去舀山间小溪的水。田里的秧苗才勉强救过，又赶紧掉转头去灌地坝里的红苕，浇山坡上的包谷。此时的众人只恨爹妈给自己少生了两只手、两条腿，一个农历六月过去，人人的肩膀都挑脱了一层皮，背脊都晒出了一身油。
但是灾难却还没完，到六月末又出了意外。这天，天气异乎寻常的沉闷，中午时分，如火的骄阳突然被云雾遮盖起来，一阵狂风夹着胡豆大的冰雹劈头盖脸砸将下来，倾刻间庄稼伏地，谷粒脱落，包谷破碎，红苕藤残叶烂，有的田地甚至连土塄都被砸为了平地。
经历了这一旱一雹，眼看着今年的秋收是没了指望了，七队的社员们个个欲哭无泪。
陈安生和蒲葵花心里自然也沉甸甸地像是灌了铅，他俩如今也已是拖娃带崽的四口之家了呀！去年分得的粮食到四月间就早已经吃了个七七八八，而今年的新粮又被灾害这样一糟蹋，真个成了“青黄不接”，显见得往后的口粮是远远不够糊口的了。
小两口此时也没啥办法好想了，只得各自备下一把小扫帚和一把锅铲，去到遭灾的稻田里将一粒粒散落的谷粒扫起来，回到家里把谷粒舂碎了，再掺些红苕叶、葫豆叶一起煮上，便充了餐桌上的美食。
有时候，还须去挖取些山上的蕨根和观音土来充饥填腹，聊补无米之炊。蕨根和观音土可非等闲之物，两个娃儿吃了屎都屙不出来，胀痛得“哇哇”地哭叫，小两口鼓眼鼓睛地瞪着娃儿，眼泪止不住一颗颗地直往下掉。
陈安生不得已，又去向邻里以及蒲家的三亲六戚借了点红苕、包谷来吃，但所借有限，依旧无济于事。百般无奈之下，陈安生只好硬着头皮向人借了四十元钱，承诺年底归还人家一百三十斤谷子，但这实际上就是借的高利贷呀！
这天夜晚，蒲葵花瞅见天气晴朗，便在屋前院坝里架了一张竹凉板，说是让男人和娃儿歇歇凉，解解闷儿，她自己则端来张板凳、拖来个木盆，坐在一旁铡猪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