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天健也感慨地说：“还有这一个比方，那也绝了。看这段：‘谈到怎样看表现，想到古代思想家的一则寓言。他说千里马常有，但认识千里马的伯乐不常有。一般人相马，总是根据母马、外形、产地、价钱来判断马的好坏，偏忘记了让马跑一跑，试一试，看看它到底能不能日行千里，夜走八百，这样就分不出哪一匹马是千里马。今天有的人不正是这样吗？他们只是着眼于出身啦、社会关系啦这些死材料，恰恰忘了真正可以做为根据的表现。久而久之，不但糟踏了千里马，就连普通马也要变成“狗崽子”了。’”

三个年轻人悄悄地议论了一阵《出身论》，又唏嘘惋叹起了遇罗克不幸的命运。但几个年轻人当时却并不知晓，也不可能想到，遇罗克被处决的日子1970年3月5日，也恰好是远娃子遭枪杀和江桃桃疯掉的那一天。3月5日，太巧合了。

他们不知晓的巧合还不止于此。公历3月5日前后，也是中国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三个节气，名曰“惊蛰”。所谓“蛰”者，乃指入冬以后许多动物藏伏于土中，不饮不食，待来年天气转暖，春雷乍起，则称为“惊”；而“惊蛰”者，亦即上天以雷声惊醒蛰居动物的日子，表示春来万物复苏，冬眠的动物睡醒。从这天起，我国大部分地区便都进入了春耕插秧的时节。即如《月令七十二候集解》所云：“二月节……万物出乎震，震为雷，故曰惊蛰，是蛰虫惊而出走矣。”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处决遇罗克的那一声惊心动魄的枪响，便恰恰发生在这个“蛰虫惊而出走”的“惊蛰”前夜。遇罗克虽死，他的精神却迅速地在民间流传开来，这，或许代表着那个时代的青年中一个理想主义的特殊群体的特殊的生命体验吧。

就在肖天健几个人传看《中学文丨革丨报》的第二天，传抄事件便东窗事发，上清寺、曾家岩一带到处开始查抄反动小报，空气陡然紧张起来。按照市革委会的思考逻辑，青少年学生政治意识不成熟且逆反心理强，理应成为重点查抄对象之一，于是嘉陵中学一时间也弄得鸡飞狗跳、风声鹤唳。

三个家伙心中本来有鬼，隔壁学校这一闹腾便愈发紧张。

书是再也读不下去了，干脆出外四下打探打探消息。街上的人们众说纷纭，大致了解到，昨夜有人在市政府周围张贴了十几份《中学文丨革丨报》，公丨安丨局及时召开了紧急会议，要从快从重打击这次***活动，并将这一工作安排给了中山四路各街道办事处及下属居委会，让这些基层群众组织协助侦破工作。到中午时听说，在一个中学生家里的枕头底下搜出了藏着的一份《中学文丨革丨报》。到了下午又听说，几个张贴反动小报的***分子气焰嚣张之极，还将二十五份手抄的《出身论》分别寄给了省、市十四个单位。此外，据说公丨安丨局已经抓捕了一名代号为“春雷”的首恶分子。由于这个顽固的***不停地呼喊反动口号，只得将这个嚣张的家伙嘴里塞满纱布，又用医用缝合线将其嘴巴紧紧地勒住，另外还给他打了一针麻药。

三个小子被街上五花八门的传闻弄得毛骨悚然，提心吊胆地转回了肖家。

正打算好好商量个对策出来，一群革命造反派却已由前街道办副主任、现街革委副主任苟妈率领着，前后脚闯进了嘉陵中学宿舍区。这帮人的构成很有些复杂，小至中、小学红卫兵，老至满脸皱纹的“胡子兵”造反派。虽说这个杂牌队伍阵容不怎么齐整，却一个个义愤填膺，革命气势很盛，颇具威慑力。

肖天健见势不妙，急忙招呼天鸣、鹄翀把《中学文丨革丨报》和从图书馆偷来的书籍全部塞进麻袋里，暂时藏到了床底下。

三个小子藏好报纸书籍后，便躲在窗户边向外面观察。

只见苟妈带着造反派队伍涌到了离肖家不远处的一户人家门前。一个四十岁上下的瘦子走出队伍，先用高分贝的音调朗读了几段毛主席语录，什么“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啦、“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啦等等，然后，一众人便乱纷纷地吼叫起来：

“老***李志民听着，赶快把门打开，否则我们马上采取革命行动！”

“今天我们是来收缴反动文章《出身论》的，你龟儿要是藏了反动文章，就给老子乖乖地交出来！”

“我们先礼后兵，勿谓言之不预也！”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

这李志民是嘉陵中学的一位物理老师，由于他在民国时期曾做过国民政府某县长的秘书，且生性胆小怕事，如今又老弱多病，众人早已认定这是一个可以随便拿捏的软柿子。

却不料李家门忽然开了，李志民的儿子——一个精壮青年走了出来，指着瘦子的鼻子骂道：“李瘦猴，你这个鸦片贩子的狗崽子！你老子是被人民政府抓进去关过牢房的，嚣张啥嚣张？我，重钢工人在此，你敢乱来？”

瘦子像是被当头猛击了一闷棍，顿时哑火了。

但其余的人却并不买账，依然想强行往门里闯，嘴里一边嚷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青年见此招不管用，急忙另辟蹊径，高举红宝书喊道：“最高指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谁知苟妈却也针锋相对地喊道：“革命的同志们，揭开现象看本质，决不要被别有用心的人所迷惑。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潮流浩浩荡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尽管苟妈念念有词的这段毛主席语录颇有杜撰之嫌，但一帮造反派却藉此气势大盛，立即冲倒青年涌进了李家。

众人在李家一阵折腾，也没找出反动文章来，干脆搂草打兔子，捎带着“破四旧”，将李家的几幅油画、一套瓷器福禄寿三星、一个老式留声机以及民国时百代公司制作的一批京戏老唱片，当场敲了个粉碎。

李志民这人本来就年老体衰又有病，经过造反派今日这一吓一气，病情益发加重，从此不可收拾。

革命造反派们从李家出来，又接着找了几户人家闹腾，依然一无所获，而天色却已渐晚，也只好撤退了。

好在造反派们的这次抄家并未选中肖家这个目标，躲在窗后的三个小子这才松了口气，匆匆地商议起关于《中学文丨革丨报》和图书馆书籍的善后事宜来。几个人嘀嘀咕咕议道，目前风声太紧，重庆已成是非之地，决不能再逗留了，赶紧兵退大巴山吧。正所谓“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大家一致决定明天就动身。

三个小子简单吃过晚饭，便动手收拾返回农村的行装。

收拾一阵以后，汪鹄翀拿起几张贝多芬唱片来，甩动着，遗憾地说：“唉，贝多芬的交响曲都还没有听熟，又要回大巴山了。”

肖天鸣开玩笑道：“莫遗憾莫遗憾，你在重庆听了贝多芬，回到大巴山再去演奏‘背多分’，这就是林副主席说的学以致用、立竿见影嘛。”

肖天健说：“不是还没走吗？还想听贝多芬，今晚就听它个够。”

肖天鸣说：“天健这话有理。明天就要回乡了，今夜就让贝多芬的音乐为我们壮别送行。”

汪鹄翀兴奋地低喊道：“好，好，风潇潇兮嘉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肖天健放下手里正拾掇着的行李，又去卓娅家把留声机借了来。

汪鹄翀首先挑出了贝多芬《C小调第五交响曲》那张唱片，轻轻地搁置在留声机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