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小子自然不能洞悉其中的深刻原因。由于几年文化***的大破坏,当时的整个国民经济已处于严重衰退状态,到1968年底,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了百分之四点二。绝大多数工矿企业已无力招收新工人,城市累积的几届中学毕业生使得就业矛盾再次尖锐,再加上红卫兵对社会秩序的扰乱,造成了令人头疼的局面。于是,伟大领袖***一如既往地以政治手段解决经济问题,及时发表了著名的“一二�6�1二二”指示,因“文丨革丨”而暂时中断的上山下乡运动又被重新启动了。
不过,他俩也注意到,这次上山下乡的宣传口号已经由“知青下乡传播知识、文化”变为了知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咦,从向农民布道转而成了接受农民的布道,一眨眼,老母鸡变鸭!
其实,这转变丝毫也不奇怪,那年头要求“政治挂帅”,一切都得“服从政治的需要”嘛。只要是政治需要,就是科学那也得服从于政治。比如,原来医学专家都说,女青年二十八岁以上孕头胎会大大增加危险性,并且畸形儿发生率也会增高;可政治一需要,专家们便又言之凿凿道,根据研究证明,女青年二十八岁以上才是结婚的最佳年龄,因为此时女性的生理、心理方才能成熟,经济上也有了基础。
这天早上,两个小子外出打短工经过曾家岩,见一群人从小巷里推推搡搡地出来,仔细一看,是造反派押着一个高中学生。
一个工人造反派头头模样的人在学生背上推了一把,质问道:“老实交代,你为什么抗拒上山下乡?”
学生辩解道:“我不是抗拒上山下乡,是在等待工作分配!”
头头呵斥道:“呸,等分配!这几年城里堆了这么多中小学毕业生,国家哪来那么多工作分配给你们?”
学生嘀咕道:“既然招工有困难,为什么不明说,又要说是让我们去接受再教育?”
头头瞪学生一眼,从衣袋里掏出一本红宝书来,高声念道:“《毛主席语录》第251页,‘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作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的。’”
学生不服气地反驳道:“我到工厂去跟工人结合,难道还比不上下乡跟农民结合吗?工人还没有农民先进吗?”
头头点着学生的鼻子说:“我警告你,你这种思想非常危险!先不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毛主席的伟大指示,你作为一个革命接班人,就不该给国家分分忧?”
学生一撇嘴:“哼,你是城里工人,站着说话不腰疼!要不,你也给国家分分忧,下农村去试试!”
头头骂道:“你狗日居然反咬一口,叫老子下乡!我看,你赖在城里就是想现身说法,诬蔑我们社会主义有失业的人!你给老子搞清楚,社会主义是没有失业的!”说着话,他抢前一步揪住了学生的衣领,眼露凶光。
学生神经质地大叫起来:“最高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
头头有点恼羞成怒了,气急败坏地吼道:“你他妈的顽固透顶!游街游街,游这狗日的街!”
几个造反派战士冲上前来,往学生脖子上挂上一块大黑纸牌,上面写着“我有罪,破坏知青政策,抗拒上山下乡!”,还用红墨水在黑纸牌上打了一个大大的叉。然后,便连骂带推地逼着学生游街。
肖天鸣和汪鹄翀短工也不想去打了,一路跟着游街队伍看热闹。
游到上清寺十字路口,头头在路边丢了根高板凳,命令手下将学生拉上去示众。学生拼命反抗不从,把头头惹火了,提脚往学生膝盖弯一踹,斥骂道:“你他妈不站,跪也可以!”学生猝不及防,扑通一声栽倒在地上,嘴唇也磕破了。他从地上爬起来,抹一把嘴角的血,狠狠地瞪头头一眼,自己站上了高板凳,一边说:“上去就上去嘛,你凶什么凶?”
十字路口来往的行人很多,一会儿就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连公共汽车上的乘客也纷纷伸出头来打探,一时间街头秩序大乱。
许多人见当街示众的竟是个不愿意下乡的中学生,既感希罕又觉同情,有人便嘀嘀咕咕地发起牢骚来:这年头知青也游街,真他妈的新鲜!
学生见围观的人甚为同情自己,渐渐雄了起来,喊道:“我不怕你们抓辫子!我老汉是产业工人,我爷爷、祖祖都是贫下中农,老子是地地道道的红五类,三代受苦!”
学生话音刚落,过路的公共汽车上随之传来一声粗俗的调笑声:“对对对,这家伙三代受苦,地主按倒日屁股!”
人群爆发出一阵哄笑。
头头踮起脚尖往马路上看是谁在搅自己的场合,可汽车早已冒着烟开远了。他只有愤愤地朝着尘土飞扬的马路破口大骂:“流氓!反动!……”
肖天鸣感叹道:“真没想到,如今红五类也强迫下乡了。”
汪鹄翀说:“听说现在下乡这些人也不去办什么社办场了,直接插队落户。”
肖天鸣说:“这么多的人下乡,哪得新办多少社办场啊,直接下到生产队最方便。我们下乡那年我爸就说了,国家经济发展没跟上,城市就业困难重重,更大的上山下乡风暴恐怕还在后面。”
汪鹄翀啧啧称赞:“肖伯伯真厉害,上山下乡的大风暴还真的来了,恐怕这一回还真是家家户户都有人下乡。”
肖天鸣说:“看这模样,安排下乡有点撕破脸的味道了。”
汪鹄翀扑哧一声嘲笑道:“嘻嘻嘻,恐怕安排下乡的人和下乡的人双方都撕破脸了吧?”
文丨革丨中下乡的知青汇聚了1966、1967、1968年三届的中、小学毕业生。头几批下乡的是66、67、68届的初、高中毕业生,被称为“老三届”;66、67、68届的小学毕业生则被称为“新三届”,他们后来初、高中毕业也同样陆续下了乡。但是在那年头的重庆市,66届小学生中年龄大半岁的又另有一个特殊称谓,叫作“超龄生”。由于文丨革丨骚乱停课,1969年初大下乡时,66届小学生已在家待了近三年,给其中大半岁的学生安排出路有些令人头痛。有关部门向重庆市革委会领导请示,这些倒大不小的半截幺爸该咋办?市革委某领导转着眼睛想了想,说:“上山下乡呢他们又嫩了点,升学读初中呢又超龄了,就叫他们超龄生吧。等他们年龄再大点再安排工作。”超龄生这个雅号由是应运而生,而超龄生们却也因祸得福,成为了那年头唯一逃脱上山下乡的少数年轻人。
重庆第一批“老三届”知青的下乡出发日子定在了1969年2月6号。那时还没过旧历年关,动员下乡的人说,就让娃娃们到广阔天地里去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吧。
这批知青全都安排在朝天门码头乘船东下,前往开县、万县和酉(阳)、秀(山)、黔(江)、彭(水)等地的农村去插队落户。
也是滞留重庆的这段日子太过无聊了,如此难得的大下乡场面,肖天鸣和汪鹄翀岂能不去瞧瞧热闹?两个小子商量着,大下乡出发那天一定要到朝天门码头去走上一遭。
1969年2月6日凌晨,才5点多钟,各校学生便乘坐着解放牌敞蓬大卡车陆续来到了朝天门码头。黎明前的江面笼罩在寒冬的阴霾之中,江涛有气无力地拍打着江边砂砾,卷起一圈圈微微的涟漪。2号码头泊靠着一艘轮船和两艘货驳船,大概是今天运送知青的船只。码头上黑黝黝的,只有船上的探照灯在黑咕隆咚的沙滩上划来划去。小子丫头们刚跳下大卡车,一阵冷嗖嗖的寒风便迎面刮过来,刺得一个个浑身直打哆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