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虎当机立断，让汪鹄翀和莫华在前面领着大家快跑，他自己则带着陶胖、冯鬼子断后掩护。
追兵越来越近，渐渐看得清楚了，来人一个个荷枪实弹，而打头的正是那个形容狞恶的玻璃眼吴老幺。阵阵呐喊声把几个胆小的丫头吓得“哇哇”乱叫。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身后响起了马达声，一辆运猪的大卡车转瞬间越过追兵驶了过来。小子丫头们举起手来一阵乱摇乱喊。
汪鹄翀说：“嗯，司机怕不会听你们的。”他一把扯过毛耳朵的挎包，从里面掏出了两颗教练手榴弹。待大卡车驶近时，汪鹄翀猛地跳到了公路中央，左手高举手榴弹，右手扣着弦，喊道：“停车，停车，不然老子拉手榴弹了！……”
大卡车一个急刹，停了下来。汪鹄翀一纵身钻进了副驾座，恶狠狠地命令司机道：“把车发动起，别息火，我喊开就开！”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呀！小子丫头们大喜过望，手忙脚乱地往车上爬，一时间人也在叫，猪也在叫，乱糟糟一片。
可殿后的猛虎、陶胖、冯鬼子三人刚把几个丫头推上车，自己还没来得及上，追兵已经逼近了身边。
吴老幺大吼一声道：“全部不许动！哪个动，老子的枪子打哪个！”说着话，他“啪”地开了一枪。
这枪声陡然一响，把司机吓了个心惊肉跳，脚底不由下意识地一踩油门，大卡车猛地往前奔去。猛虎抢前几步，侥幸抓住后车板窜上了车，而陶胖和冯鬼子却被涌上来的民兵抓住了。
民兵们噼里啪啦一顿拳脚，将二人打翻在公路上。
吴老幺提脚踩住陶胖的背，一手揪住他的头发拎过头来，一手将匕首捅进他嘴里，大吼道：“鸡娃子知青败类，把户**出来！”
陶胖闭上眼，哼哼唧唧地说：“户口在前面那些人手里……真的，真在他们手里……不信，你搜身嘛！”
另外两个大汉把冯鬼子按在地上，打得他鬼哭狼嚎。冯鬼子被打急了，憨乎乎地哭喊道：“呜呜呜……我妈只有我一个，我也只有我妈一个，你们要打就把我打死呀！”打他的人听他喊得甚是滑稽，竟被逗得笑了起来。
民兵们在陶胖和冯鬼子两人身上搜了一个遍，却唯独没搜鞋底板，所以也就没有搜出户口迁移证来。
民兵取出绳子来把陶胖、冯鬼子反绑了，押回青山公社，关在了公社的猪圈里。
夜幕渐渐降临，两个小子又饿、又渴、又冷、又疼，蜷缩在猪圈边上，不觉昏昏沉沉睡去。
迷迷糊糊间，陶胖和冯鬼子觉得有个人立在身边，睁眼一看，却是社长张顺田。原来，趁着看押的民兵去吃晚饭，张顺田悄悄摸到猪圈来了。他蹲下身，皱着眉头察看了一下两人身上的伤痕，痛心疾首地骂道：“鸡娃子些，黑了心了，怎么把人打成这样！”他解开陶胖和冯鬼子身上的绳子，把两人悄悄带到他自己的寝室里藏起来，叮嘱道：“娃子，就在我床上睡一夜。千万莫要作声，明天清静了再走。”
也不知睡了多久，楼下的吆喝声和电筒光把陶胖惊醒了。陶胖心想，一定是民兵发现猪圈没人，来搜查了，急忙唤醒冯鬼子，翻窗便跑。
逃到响水河边，尾随传来吉普车的马达声，两个小子赶快跳进岸边草丛中躲藏起来。吉普车停下了，几个持枪民兵跳下车来，举着电筒一阵乱射。两人吓得浑身发抖，大气都不敢出。民兵们折腾了一会儿，上车继续朝前面追去。两人慌慌张张从草丛里钻出来，再也不敢走公路，沿着小路朝附近一个山包上爬去。黑暗中深一脚浅一脚的，爬到小山包顶上才坐下来喘息。
两个小子在山包上一直坐到凌晨两点时分，远远看见吉普车折返回云坝去了，于是商议起来。
冯鬼子说：“陶胖，我好冷哟，在这山包上晾一晚上，要遭冷死。”
陶胖寻思道：“是不行。这三更半夜的，我们还是得找个地方睡一会儿觉，明天才有精神继续逃跑……走，回公社。”
“我们才从公社逃出来，怎么又要回去？你疯了呀？”
“屁！哪个想得到我们敢回公社？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这叫灯下黑！……算了，你鸡娃子没文化，给你说了你也不懂！”
两个小子走了几步，陶胖又说：“不过，为了防备万一，户口迁移证是不能再带在身上了。”
两个小子把户口迁移证从鞋底板里摸出来，在山包上寻找藏匿的地方。东藏西藏也觉不妥，最后来到一块冬水田边，选定了一棵老乡挂谷草把子的草树，方才把那宝贝藏在了谷草把子里面。
陶胖和冯鬼子又悄悄摸回了公社。
陶胖嘴里念叨着“整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一伸手把公社门口的电话线扯断，然后才去敲门。张顺田打开门，一看两个小子居然又窜了回来，惊愕道：“娃子，跑都跑脱了，又转回来干啥？”陶胖反倒微笑着安慰张顺田：“张社长，莫来头的，他们绝对想不到我们会回来。”
第二天天还未亮，陶胖和冯鬼子起了身。临出门，张顺田往陶胖手里塞了八元钱。
两个小子折到冬水田边的草树边，取出了户口迁移证，然后专捡无人的小路走去。一路上，看见老乡土里有什么就偷点什么充充饥。直到半下午，才敢转上了出山的公路。在一段上坡路，两人爬飞车上了一辆拉煤车，入夜以后才随煤车进了太平城。
两人在城角落一个铺面屋檐下蜷缩了一夜，天一亮就赶到长途汽车站去买了车票，坐车回了重庆。
先回重庆的人见陶胖和冯鬼子逃出了虎口，都喜出望外。大家邀约着，第二天一大早来到了重庆市市中区公丨安丨分局。办公室的门刚一打开，小子丫头们便一哄而上，抢着递上自己的户口迁移证。
一个老公丨安丨不慌不忙地收齐了大家的户口迁移证，慢条斯理地将十几张迁移证整理好，叠在一起，一一进行了登记。然后，他把迁移证放入抽屉，“啪嗒”一声上了锁，这才站起来说：“太平已经来了电话，你们这些户口迁移证全部都是用非法手段弄来的，等候处理吧。”说完话，转身便要走人。
大家一下子傻了眼了。
汪鹄翀忽然冲上去，拉住那个老公丨安丨的手说：“对不起，老师傅，你仔细看看，我那份户口迁移证可是真的。”
老公丨安丨狐疑地望了望汪鹄翀，重新打开抽屉来校对。
大家一窝蜂按将上去，挤开老公丨安丨，七手八脚抢回自己的迁移证，撒腿就跑。
小子丫头们跑是跑出来了，可心情却也变得无比的惆怅：正所谓竹篮打水一场空，手里捏着的户口迁移证此刻已形同一张废纸。
当然，这些稚气的年轻人也仅有些惆怅而已，只表象地知道“户口”能决定一个人的生活环境，因此家家的户口簿都如贵重物品般锁在柜子抽屉里。毕竟还是北大学子孔思远比较有学问，他能够思索“户口”背后更深层次的含义，能够思索中国户口制度更深层次的严酷性。百无聊赖之际，这位北大学子便向众人闲侃起来：
要说中国的户籍制度嘛，乃是确立于战国时代的秦国，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商鞅最早制定的。也就是说，中华文明史泱泱三千多年，户籍制度就沿袭了两千四百余年。可见，中国的户籍制度之古老，就如同刀耕火种的古老一般。
古人商鞅利用户籍制度强制农民一心一意“脸朝黄土背朝天”地讨生活，目的是防范老百姓衍生贪婪欲望和诈骗之心，在农耕社会初期也许无可厚非。然而时至二十世纪的今天，现存户籍制度则既限制公民迁徙和择业的自由，也阻碍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无论从公平角度还是从效率角度，都有悖于现代文明社会的发展要求。
你别说，孔思远这家伙还真有些见识。从当今现实来看，确立迁徙自由权的法律地位，已经逐步成为中国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保障公民基本人权的有效途径。就拿如今的农民工进城、城镇化发展和当年的“上山下乡”对比，那“户口”的反向运行也是颇为耐人玩味的。
当然，那年头的孔思远也就只是吹吹“户口”闲牛而已。倒流回重庆的知哥知妹们既没能上到城市户口，又没有钱粮赖以裹腹，也不得不先后返回了各自己的社办场，一场户口兵闹剧就此滑稽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