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安生默默无语地把两封信递给了几个伙伴。
看过信，汪鹄翀脱口说：“陈妈妈的顾虑是不是也太多了点。”
卓立却大不以为然：“不怪陈妈妈顾虑多，你们看看羊跳岩这环境，自己养活自己都困难，还谈什么恋爱成什么家呢？”
肖天健说：“是啊。只是安生和燕子这段感情挺难能可贵的，要换作是我，我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陈安生皱着眉头说：“我心里很矛盾。有时甚至想，陈建华和王桂英都比我和燕子好过一些，哪怕是受苦受累挨批斗，总在一起的呀！”
卓立说：“你千万别这么想，虽说我也同情陈建华和王桂英，但绝对不赞成他俩的不理智行为，那是害人又害己。”
肖天健叹口气：“唉，卓立的话也说得有理。常言说成家立业，其实应该说立业成家才对，不立业，凭什么成家呀！”
陈安生却不再说话。此刻，他的脑子里隐隐地浮现出母亲越来越瘦削越来越苍老的样子，浮现出燕子悲悲切切期期盼盼的样子，连原本讨厌的那个灰蒙蒙的城市重庆也似乎变得令人无比思念。他沮丧地捧着一页页沉甸甸的信纸，一串眼泪无声地掉了下来。
几个人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一路沉闷地把供应粮背回了场里。
就在燎原茶场知青对家乡和父母亲人的思念之中，1966年春节临近了。超乎想象的艰难生活加上时近年关佳节，使知青们想家思乡的情绪越来越强烈。也难怪，每逢佳节倍思亲嘛。
这天，天气格外晴朗，许多人不约而同地丢掉了手里的杂活，聚到了茶场边上一块巨大的青石旁。这块大青石倚着两株高大的马尾松而立，因为它向着南方倾斜，大家便给它取了个名字叫“望乡石”。
青石够大，上面能坐十几个人，大家便坐的坐靠的靠，随意眺望起来。透过马尾松望上去，湛蓝的天空一碧如洗；往下看，舒卷自如的几朵白云之下层峦叠嶂苍翠欲滴，一条山路蜿蜒曲折地消失在茅草、灌木和刺丛之中。望断了的山路通向菌子坪，坪上稀疏地升腾起了点点淡蓝色的炊烟。
旧历年底，大巴山到了最清闲的时候，各个生产队大多都在忙着算工值、送公粮，就只待着年终算总帐分红了，菌子坪的农户们自然也都在“猫冬”，只盼着分红，杀过年猪。
俗话说，大人想种田，细娃盼过年。想象着大巴山老乡家家户户火炉坑的温暖，无法摆脱的乡愁又涌上了小子丫头们的心头。于是，大家围绕着“家”的话题展开了一通胡侃乱聊，什么嘉陵江、黄桷树、拍洋画、滚铁环、吃年夜饭、发押岁钱……毫无章法可言。接着，又你争我抢地念家乡的儿歌。开始还念些“红萝卜抿抿甜，看到看到要过年”之类，后来干脆乱了套，什么“鸡公叫，鸭公叫，各人捡到各人要”，什么“朝门朝门两边开，你走茅厮我走街，我买的草纸不给你开，你在茅厮打栽栽”，什么“老太婆，尖尖脚，汽车来了跑不脱，咕咚咕咚滚下河，河头有个鬼脑壳，把她咬成两半砣”……
念着念着儿歌的，江桃桃忽然大喊一声：“妈，我想回家！”
陶胖也发狠道：“现在要是能回重庆，叫我扫大街、冲厕所都可以！”
……
卓立默默地取出小提琴，演奏起了马思聪的《思乡曲》。这首乐曲倾诉了远行怀归的游子无尽的乡愁，优美而凄婉的旋律在山林间悠悠飘飞，众人慢慢沉静在如泣如诉的旋律之中。
当时的中学生都熟悉这首《思乡曲》，知道它是根据内蒙古河套地区的一首民歌《城头上跑马》改的，有人便随着旋律轻轻吟唱，但却有意把歌词中的“包头”改唱成了“故乡”。其他人也逐步加入了进来，大家都朝着遥远的南方放声高唱：
城头上跑马，
回不了那个头，
想起了我的故乡，
哎哟我就眼儿抖!
……
唱着唱着，丁可儿忽然呜呜咽咽地哭起来。她的哭声感染了大家，不更事的小儿女们都触动了乡愁，有人也跟着哭了，然后一个接一个地都加入了哭的队伍。到最后，望乡石边的知青们哭了个一塌糊涂。
卓娅强忍着没有哭出声来，但泪水也在眼眶里打转儿。她脑子里下意识地涌起了一个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念头：要是几个月前我上重高去了，这会儿我又会在做什么呢？……
29、亲兄弟明算账
年关来临，燎原茶场的知青被思乡情搅得有些乱了方寸，向世仁却忙了个乱七八糟，这几天还在燎原茶场安排知青的工作，那几天又跑到六大队支派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去了。其实，不光是年底，向世仁从来都算得个大忙人，只要在青山公社六大队这“一亩三分地”里，哪怕是家长里短、芝麻绿豆的小事，但凡被他遇上了，那也定要从旁吆喝上几嗓子。
六大队七小队年终分红的前几天，民兵排长、会计、记工员、保管员等几个七队干部聚到了队长蒲国炳的堂屋里，为年终决算做做数据准备。向世仁自然也背剪着双手、眨巴着绿豆小眼来了，作为青山公社六大队把握方向的最高领导者，像各生产小队年终决算这样的大事他当然得过问。
生产队年年岁末都要搞决算。按照当时农村的劳动计酬方法，每天一个满工算作十个工分，年终决算即以此为计算的基本单位。具体办法是，先将一年所有收入减去生产小队的公积金等公共开支，再用余额除以所有人一年工分的总和，即得出每一个工即十个工分的价值；然后，又将队里每个人挣得的工分乘以工分值，并减去下一年买口粮所需的金额，剩余的就是每个人的年终决算收入，也就是每个人辛劳一年应得的“分红”。
那真是一个“尚气力”的时代，一个成年男性壮劳力起早贪黑地干一天才有幸挣得十个工分，其余的人则依次递减为九个工分、八个工分、七个工分、六个工分、五个工分乃至一个两个工分不等；妇女则更不堪了，即便是成年女性壮劳力，每人每天最多也只能记八个工分，有的生产队甚至只给记六个工分。
但是，即便挣得了十个工分的满分，也未必有多大价值，在大巴山许多穷乡僻壤的地方，一个劳动日也就值一两毛钱。而且，工分还是可以惩罚的，只要干部不满意或者不高兴，社员的工分就随时可能被扣掉。因此，一些人挣的工分还不够付口粮钱，那就名曰超支了，也就意味着，这个人尽管辛劳了一年，却还倒欠生产队的钱。
这还没有完，当时的农民还有诸多上交钱粮物和出义务工的政策负担。不管丰收欠收，规定交的钱粮物那是都得要交的，规定出的义务工那是都得要出的。——当然，事事都是师出有名的，诸如定期交征粮（即公粮，相当于现在的农业税）啦、购粮（国家订购粮）啦、战备粮啦、三超粮啦，那叫作“支援国家建设，农民最有自觉性”；而逢年过节交鸡啦、鸭啦、蛋啦、牲猪啦以及经济作物啦，那叫作“工农相互支援”；至于县、区、社无偿抽调劳力去修路盖房什么的，那就叫作“发扬共产主义风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