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王守范并不知道天底下有这样的辩证道理。他铁青着脸看看戏台上争执的双方，吩咐向世仁和基干民兵：“这个人太不像话了！先把他关起来，等候批斗处理！”

安载道急忙摆手道：“王区长，冷静点，把他带到办公室去问问情况再说。”

“还问个啥？行为恶劣，影响极坏，这就是严重的政治事件！”

“秦老汉也是三代红的老贫农，还是慎重一点，再了解了解。”

“哼，他这样的贫农，把咱们贫下中农的脸都丢光了！”

“不管怎么说，秦老汉就是为救济粮的事，也没做其他什么。”

“安书记，他这是在向社会发泄不满，在向党和人民示威！你我的政治立场可不能丢！”

安载道沉思了一瞬，建议道：“王区长，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还是向县委石书记电话请示一下。”

王守范想一想，答道：“那好吧。”

安载道拨通了县委石书记的电话，简单说了说情况，然后说这件事从头到尾王区长清楚一些，还是让他来说吧。于是，王守范又向石书记复述了一遍事情的经过。

石书记听罢，在电话那头说：“老王啊，我先问你一个问题，我们革命是为了啥？”

王守范答道：“当然是为了人民大众过幸福的生活。”

石书记说：“对呀。我的个王区长，现在革命都几十年了，如果人民群众还在饿饭，那是不是我们干部失职呢？狗饿慌了还要叫两声，人饿慌了叫两声就受不了啦？现在离入冬还远哩，你就给秦老汉戴了一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你也不怕人家热么？

……”

石书记的话完全出乎王守范的意料，他愣了。

石书记继续说：“我那外侄向世仁打人就更不对了，特别是打一个五十几岁的老人……这样吧，就由县里给青山公社六大队批五百斤稻谷。”

王守范犹豫地问道：“批了粮食会不会助长闹事风气？这股风要是刮起来，就怕煞不住。”

石书记说：“青山公社六大队那地方我是知道的，从六大队翻过羊跳岩就属于陕西地界了，那是穷困乡里的穷困乡。人家不饿到那个地步，哪个愿意露出自己的屁股来诉苦？你们愿意吗？同志哥，我们常说自己是人民群众的儿子，是人民群众的子弟兵，人民群众有了困难就要及时帮他们解决嘛，救济工作和思想工作要双管齐下嘛。”

王守范唯唯答应：“是，是……其实……就是向世仁向我们报的案，打秦老汉的也是他……”

石书记道：“老王，你把这家伙给我叫来。”

王守范把向世仁叫进了办公室听电话。

石书记说：“向老幺，你怎么敢随便打人？赶快给人家秦老汉赔礼道歉！这事要办不好，我马上处理你！”

向世仁吓得连连认错：“大舅，我错了！我赔礼道歉，赔礼道歉！……”

石书记让向世仁把电话又递给了王守范，开玩笑说：“嘿嘿，这位秦老汉为民请命的方式倒也很特别。我到太平工作都快两年了，敢在我眼睛面前翘光屁股的人，这还算是头一个……其实，他也没为他自己讨粮，都是在为乡亲仗义出头，我看这个人到贫协去工作倒挺合适。”

石书记这番表态，除了安载道一个人，云坝区、社、大队几级其他干部无不感觉到诧异。不过诧异归诧异，区里倒也没敢怠慢，学着县里的模样也给青山公社六大队批了三百斤稻谷，秦老汉所在的小队更是每人批给了十斤稻谷，直接去云坝粮站领取。而青山公社也闻风而动，二话不说便真让秦老汉当了六大队的贫协主任。

这天底下的事也真是难说，真善美，假恶丑，有时仿佛就只存在于一念之间：朝这边一个念头，秦老汉的行为是猖狂向党示威，差点成了***；而朝那边一个念头，秦老汉又是不惧个人安危为民请命的人，眨眼之间变成了英雄。

在这件事中，向世仁是被弄得最懵的一个。为打人的事，他着实挨了大舅和安载道、王守范一顿狠批，但是到头来他也没搞清楚，自己为啥错了，秦老汉为啥又对了。他眨巴着绿豆眼抱怨道：“闹来闹去，秦老汉倒还有功了？他在区府大院屙泡屎就得了个贫协主任，我二回干脆就跑到大舅的县委大院去屙泡屎，看能得个什么官！”不过，六大队一下子意外得了这么多的粮食，向世仁更多的还是感到兴奋不已：“只要给我划拨粮食，挨骂算个球！”

高兴的当然不只是向世仁。吃得几顿饱饭来，六大队的老乡们人人脸上都有了笑意，见到秦老汉还有些点头哈腰的。相互碰头见面，说的也是前段时间闻言而色变的“屙屎”。

“喂，这几天屙的屎是不是臭多了?”

“臭多了，臭多了，臭得在茅房头都蹲不稳了哩！”

“吃糠粑粑那一段，屎尿浇瓜菜硬是不开花不结果，这一向屎尿肥劲足，开的花好大一朵，结的果好大一个！”

“连吃几天饱饭，屙屎都格外有劲，还有看头，那屎长节长节的就像根香蕉，闻着臭烘烘，心里抿抿甜！”

……

听着黄三姑这一通神吹漫侃，肖天健几个人不觉瞠目结舌，陷入了深思。脑子里挥之不去地萦绕着秦老汉蹲在高高的戏台上撅着光屁股拉屎的那一幕，耳边也回响着老汉呼天抢地的呐喊声：“天大的道理，也大不过吃饭拉屎的理！”对于号称“川北苦寒之地”的大巴山，对于陌生的大巴山老乡，小子丫头们似乎从现在起才开始真的有了一些了解；在吃喝拉撒这些最基本的生存法则面前，对于人生似乎也有了某种新的颖悟。

24、偷食风波

燎原茶场知青对“粮食”这东西产生的真切体会，与其说是来自“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艰辛劳作，倒不如说是来自与超负荷劳动相伴而生的极度饥饿的严重刺激。

说起来，下乡头一年里政府每月都要拨给每个社办场知青三十二斤大米，按照现如今人们的食量来看，管两三个月的伙食也绰绰有余了，可当时却不行。还在这些小子丫头念书的时候，这点定量粮便属杯水车薪，随着劳动强度日益增大，饭菜又缺油少盐，天天涝肠寡肚，食量自然与日俱增，没多久，连丁可儿这样的娇娇女和小壳钻这样的小屁孩也都能每顿轻松吃下一斤米的饭，于是，定量粮便更是捉襟见肘。再加上六四年的八个知青又是断了粮食供应的，仅靠着去年自产的少量包谷、红苕、洋芋作点添加，老场员自带的口粮也是数量很少的一点包谷，粮食问题就益发显得紧张。此外，向世仁一家大人细娃靠山吃山，明里暗里揩揩伙房的油，那也是细条子抽人阴倒痛的事。

这批年轻人都经历过六十年代初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饥肠辘辘的记忆犹铭心刻骨，对饥饿都本能地怀有一种恐惧感，这才稍稍缓和了几年，一下乡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那个饥饿年代，终日难忍难捱，不由更对“粮食”油然生出了一种神圣的崇拜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