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是机械制图老师介绍的，主人是附近一家模具厂的经理，一家三口回岳阳老家过年，有个熟人的学生看家想必求之不得，连租金也不要。我过意不去，买了两包芙蓉王作为答谢。

临行前，主人叮嘱：

“电视和电脑要经常开，不开就不通电，不通电就长锈，长锈就完蛋。”

我连连点头。

花了一天时间，采购大米、鸡蛋、土豆、酱板鸭、腊肉、方便面之类不易变质的东西。由于住五楼，又没有电梯，我懒得出门，整天看电视、玩网络游戏，快活了很长时间。直到一天深夜，外面响起炮竹声。打开窗户，看见流弹宛如倒行逆施的阵雨，倏然升空，“嘭——嚓”，绽开绚烂的烟花。烟花落寂后，满屋子找吃的，可是没发现任何可以食用的东西。次日一早，骑着宗申，在寒风凛冽的街头东奔西窜，不光店铺关门大吉，连人影也难得觅见。无奈，绝食了四天。正月初五，钻进恢复营业的餐馆，狼吞虎咽了一顿。

开学之初，给张娣写了一封长信。写住的租房、看的电视节目、沉迷网游以致忘记购物。接着写大年夜的烟花，和饥肠辘辘时想起的往事：

四年来，除夕都在长沙度过。我珍惜这一年一度的节日，总是怀着愉悦的心情观赏烟花。这次是个例外。我恍惚觉得你站在身边，和我一同观赏。我把手搭向你的肩，发现是幻觉后，竟悲哀得不行。

回家没有送你，我很抱歉。买了两罐可口可乐回到食堂，你已经不见，没能追出校门，就看见你钻进公共汽车走了。我有和你回家的愿望。“和你”，是梦寐以求的事。可是，我是被爸爸赶出来的，回不去。

有些话说出来可能危言耸听。三年前的八月末，我离开家乡，乘坐的卧铺车厢里充斥汽油和脚臭味儿，以致晕车，长达十二个钟头的时间里，一直吐。边吐边赌咒：永远不回去。我饿得要命，渴得要命，动弹一下的气力也没有，仿佛只要闭上眼睛，就醒不来了。独行在沙漠里大概也是这种感受吧？我想，没有食物和水，只有广袤无垠的沙丘和可以烤熟鸡蛋的阳光——这种感受本来忘记了的，可是这个正月，又体验到了。我睡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就“人为何非吃东西不可”这一命题浮想联翩。

你不觉得，作为高级动物的人类很奇怪？原本美好的事物，在大脑里转几圈后，就变坏了。原本坏的，也可能变得美好。比如，我在那两次不算特别糟糕的境况下，都想到死。不就是死吗？我想，何足惧哉？而且，随着思潮叠涌，夹杂的美好成分越来越多，还把你扯了进来。我想到：倘若有张娣相伴，我在张娣怀里安详地死去，或者共赴黄泉，岂不美哉？脑袋逐渐清醒后，才意识到自己是何等的愚不可及。

现在看来，那只能当作并不好笑的笑话。所以我才说：人很奇怪。你也好，我也好，都活得很好，而且有机会通信，和约会。

好吧，我承认：无时无刻不在想你!

如果可以，打算去株洲看你。时间由你定。

我把信纸折成星形，装进粉红色信封，投进教学楼前的邮箱。当时不觉得不妥。可是几天后，开始懊悔。“你对张娣说了什么？”我扪心自问，“不是没有必要么！”月底没有收到回信，又一个月后，才接到电话。

两个月里，陆续去了七封信，内容大致相同。“那封信里，”我写道，“可能存在不应该出现的话语，我向你道歉。倘若影响到你的生活，请责备我，写信也好，打电话也好。如你所言，毕业后再谈可能好些。”

“没有责备你。”张娣在电话中回答，“我只是，不知道应该怎样回信。写不好，不晓得怎么动笔。”

“对不起。”

“别说对不起。”

“不说了！”

“劳动节去你们学校。”良久，张娣忧郁地开口。

“到时去车站接你。”

＊

张娣是中午到的。像头次那样，两人在南湖公园散步，晚饭后坐在运动场边的草皮上，一边感受满目春光的气息，一边聊天。阴天，轻风拂面，带着沁人心脾的湿气和草的芬芳。也没聊什么正经话题。无论说什么，都浅尝辄止。七点一到，钻进电影院，出来后拨打女生寝室电话。这回四个寝室打遍了，也没有人接听。

“可能都回家了。去外面过夜吧？”我提议。

张娣说可以。

两人漫步在夜色弥漫的街头，寻找便宜的旅馆。李自由时常提起和女孩在学校附近开房的事，鸳鸯浴呀，69式呀，就是没说旅馆的位置。

网吧、超市、酒店、KTV歌舞厅、饰品店、发廊等风牛马不相及的行业不伦不类地搅和在一起。晚归的学生三五成群。一帮男生在网吧门前喧哗，中间的光头嗓门儿最大，正向全世界炫耀自己如何用B46的最后一粒子丨弹丨干掉两个丨警丨察。对面的发廊门前，头发染成红色和金色的两个女郎翘着二郎腿坐在木椅上，一边喷云吐雾，一边低语交谈。一架豪爵摩托车在两人眼前奔驰，后面的女孩紧紧搂住驾驶员男孩的头，尖叫不迭。

约四十分钟后，找到一家旅馆，位置偏僻，是从大街拐进汽车维修站，从尽头出来，坐落在小巷两旁的众多三层建筑之一。不像宾馆，也不像招待所，而是在半开的卷闸门前立一只孔明灯模样的纸框，上面大书：“住宿请上二楼”。没有路灯，一片漆黑，唯独这纸框宛如阿拉伯人遗弃的神灯，长明不熄。

“怎么到这里了？”我有点意外。

“这里是哪里？”张娣问。

“宿舍后面。翻过围墙就到了。”

进得卷闸门，迎面是逼仄的楼梯。我打开手机，摸索着爬上二楼。入口处的铁门锁上了。“咣咣咣”摇了三下。对面值班室的灯亮了，走出一个老婆子，也不说话，只是长时间看我的脸，转而打量张娣。约三十秒后，终于看出我们并非传说中的雌雄大盗，折回值班室，再次出来时手里多了一串钥匙。放我们进去后，把门原样锁好，旋即扬手，示意上楼。

“单间没有，三楼有双人间。不过价格不变。”老婆子不冷不热地说。

“不变是多少？”

“什么？”

“多少钱？”我提高音量。

“十五块钱一个人。没来过？”

“没来过。”

老婆子停下，转身，借梯间微弱的灯光再次审视我的脸。“到这里投宿的，都是伢子。男伢子长得像你，女伢子像她。”她指着张娣，“你们说没来过，我老太婆不信。”

“真的没有来过。”张娣解释。

“唉。”老婆子摇了摇头，“现在的女伢子，很不害臊，夜里叫声好大。也不讲究卫生。早上换床单时，到处是脏东西。不像话。”

我瞠目结舌。

房间位于走廊的一头，不大，两张床对称地摆在两边，中间勉强开得了门。墙上裂缝纵横，遭受过地震似的。里端的窗户裱了报纸，下方的抽屉上，摆一台17英寸的黑白电视机。

“走廓那头，”老婆子指着门外，“可以洗脸。厕所也在那边。想喝水的话，去我那里拿热水瓶和塑料杯。把租金交了。”

张娣掏出三张十元钞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