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四年

一、报到

经过三十多个小时疲惫不堪的长途旅行，火车终于把我从几千里之外的山东平原带到了这个号称天堂的城市。我随着熙熙攘攘的人群过天桥、下地道，再经过板着脸看谁都象逃票者的检票员，终于走出了火车站。迎接我的是天堂城市热情的市民，他们蜂拥而上，坚持不懈地问着：“路（旅）怪（馆）住不住哉？”我亲眼看见有位憨厚的老兄抬起头问了一句：“多少钱？”立即就有七八位青壮年围上来拽胳膊、抢行李，那场面犹如打劫一位富豪，那老兄吓得抱头鼠窜。我躲着他们，好不容易才走到广场，回头看看那个有名的车站，青砖红墙，高高大大的古典建筑，宛如一座壮观的寺庙，教人怀疑岳飞父子是否是埋在了那里。

离开家时，听从上过大学的姐姐的劝告，将一干行李重物均打包托运，所以我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提取行李物品。我围着这座大庙走了好远，才找到托运处，当我将托运单递给那位满脸雀斑的大妈时，她只瞄了一眼便扔了出来：“没到！”我怯怯的问：“什么时候能到呢？”“最快也得明天。”我还想再问点什么，她却转身扭着大屁股走开了。我无计可施，只好先到学校报到再说了。

录取通知书上说有人接站，所以我又围着这大庙走回到出站口。看见有几个学校的牌子，无非浙大、杭大之类，并不多，只有四五家。找了一圈，也没看见我们学校。我只有自己去了！

按照通知书上的说明，需要坐11路车，到文化路下车，但我不知道11路在哪。车站上的人是不敢随便乱问的，否则那位老兄就是前车之鉴。我看见有位胳膊上带着红箍的老大爷，看上去还算和蔼，便走上去询问：“大爷，11路车站在哪儿？”老大爷热情地指指点点，但我一句也没听懂，从他手势上来看，应该顺着前面大街直行。我恭恭敬敬地谢过这位热情的老人，沿着大街走了三四百米，终于看见了11路车站。

不一会儿，车就进站了，还未停稳，等车的人就蜂拥而上，我就象波涛中的一条小船，在人群中飘来晃去，不由自主地被后面的人群拥上了汽车。车上已经没有座位了，我只好在后边抓着把手勉强站立。在这拥挤的车厢中，售票员就象一条泥鳅，寻找着任何一点缝隙钻来钻去。“撒西（啥）地方？”尽管我没听懂她说什么，但我凭经验就知道是要我买票，我递上一块钱：“文化路。”售票员熟练地用圆珠笔在票上一划，从手中一把花花绿绿的钞票中捡出一张，连同撕下的车票一起摁在我手里。我怀疑她是否练过一阳指之类的武功，虽说不是武林高手，却也摁得我手掌生疼。

汽车走走停停，拉着满车摇摇晃晃的人群穿过大街小巷，终于把我带到了一个绿树成荫的地方。走不多远，就看见在绿树掩映中并不巍峨高大的校门，门上挂着大大的横幅：热烈欢迎89级新生入学。门口有几个带着红袖箍的中年人审视着从他面前走过的男男女女，出来进去的学生们打扮时髦，个个带点学究气且趾高气扬。我带着惶恐羡慕的心情走进这座注定要在我的人生中写下重重一笔的校园，一个未来四年都要生活和居住的地方。

走进大门是长长的林荫道，两边的法桐伸展着枝叶几乎将道路遮盖起来。法桐下摆着长长的桌椅，桌子上的牌子显示着后面坐着的人的部门名称。我走过去时，第一张桌子后的老师立刻站起来热情地欢迎和问候，这使我离开家乡后的阴霾心情总算得到了慰籍。我先到报道处交上录取通知书和报到证，那位和蔼的老师在厚厚的名单上一边查找着我的名字，一边问道：

“从哪儿来的？”

“山东”

“挺远的”

“还行”

“自己来的？”

“嗯”

“怎么没坐学校接站的车？”

“我没找到接站的人。”

旁边一个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老师看了一下表说：“现在下午四点半，估计那帮人回来吃饭了。”他的这句话让我只想笑，因为我想起了马三立相声里那句话：“现在中午十二点，苍蝇啊，都奔食堂了。”

老师终于找到了我的名字，在上面打了个勾，让我到美术系报到。我又来到美术系桌子前递上报到证，接待老师一头长发，走近了才知道是个男人。老师站起来和我握手，这让我感到诚惶诚恐，他自我介绍说：“我姓李，欢迎到美术系学习。”接着找出美术系的录取名单，告诉我：“你在纺织品美术班。”接着就让我填表，并热情地告诉我应该怎么填。表格内容无非是姓名、性别、籍贯、出生年月、政治面貌、家庭情况等内容，表格有好几张，这让我费了不少时间。填好表格，他收下我的档案，递给我一张卡片，告诉我先到派出所办理户籍，再到总务处领取物品。

学校派出所桌子后面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要不是那一身绿色的丨警丨察制服，我都怀疑她是不是模特班的学生。我递上卡片，她说：“身份证、两张照片、户口迁出证明。”我从包里掏出牛皮信封递给她，她找出所要的东西，拿着身份证对着我仔细的看，那眼神有点让我发毛，直以为小时候偷瓜摘桃、跑到菜园里拿着西红柿就跑的事她已了若指掌。还好她只是让我填表并收下证明，告诉我一个星期后到派出所换新的身份证。

总务处那儿就比较省事儿了，只是让我在表格上签了个名，就发给我一大摞东西，计有：床单两条、枕巾两块、毛巾一条、洗脸盆一个、搪瓷饭盆两个、调羹一支、拖鞋一双、肥皂两块、饭票三十四块五毛钱、钥匙两把。钥匙是宿舍的，饭票是塑料制成的，很硬，揣在裤兜里扎得腿疼。

领完东西，马上就有四五个学长上来帮我拎包扛东西，热情得让我不知所措。但当我看见后面那位新生足有一人来高并塞得满满的大行李箱时，我就明白他们抢着帮我的原因--------我只有一个小背包，大件的行李还在火车上不知何时才能到站呢。

沿着林荫道，绕过鲜花盛开的花坛，一路上有花园、教学楼、图书馆、体育馆、实验室……路很长，我真不知道得多长时间才能走到尽头，感谢上帝和观音菩萨，总算看见了标着“15”的灰色楼房，那就是我的宿舍楼。

我抱着脸盆，盆里是从教务处领取的东西，跟着学长爬到五楼，累得直喘粗气，找到504号房间，用钥匙打开房门，屋里一个人没有。学长放下东西就匆匆告别了，只留下我一人站在这陌生的房间里。

房间不大，两边摆着三张双层床，正好容纳六个人睡觉，中间是张极大的桌子，六个抽屉，六个板凳。还有个搁物架，上面已经放满了旅行箱、皮箱之类的东西，只有最上面一格还空无一物，估计是给我留的。脸盆架上整齐的放着五个脸盆，壁橱里边已经塞的没有一点空隙，地上还有一个比我还高的编织袋，估计能盛下三个人还有富裕，后来才知道装的是温州伙计用来搞批发零售的衬衣裤子，不过一直到大二我也没见他卖出一件。只有靠窗的下铺还没人占用，床头上白纸黑字写着我的名字，这让我感到很不吉利，尽管我并不迷信。

我撕下纸条，把床单铺上，坐在床沿上，终于可以休息一会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