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何况他的神色更是极尽凌厉：“吾主龙骧张元帅，乃是汉家之苗裔，华夏之血脉，你敢辱及吾主先人，是有准备两国开战么！”

这话说出来时，双眉直竖，怒发冲冠。范质要是跟着桑维翰绕，去分辨张迈是不是汉人，最后无论输赢都不风光，这时却直接以势压人，这才是上国使者的气派！而且落在在场文人眼中，也反见坦荡！

是啊。只要张迈真的是汉人，那自己父母先祖的血脉传承，岂容他人随便质疑！范质身人臣，主辱臣死，这时不怒那才叫心虚！

桑维翰被范质气势一逼，心中反而怯了，他毕竟是个奴骨之人，不是苏武，不是文天祥。否则也不会在契丹面前那样卑躬屈漆，在儒生群里面对范质可以侃侃而谈，但一想到张迈心里就怕了，那毕竟是连契丹都敢打、连漠北都拿下了的男人，自己去质疑他的祖先血脉，依照中国人对宗祠的重视，那可是不共戴天之仇！

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范质很难去证明“张迈是汉人”；但同样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桑维翰就对张迈的先人说三道四一样会闯祸！

真要把张迈惹火了，以讨罪雪耻之名大举兴兵来个破国之战。到时候石敬瑭真能保他？

桑维翰终究不敢硬接范质的话，迂而答道：“非是我硬要质疑张龙骧祖上之血脉，而是你天策国，与我中国大不相同也！这就不能不让人起疑！”

他不敢再直接去质疑张迈的血脉，语气上也少了刚才那股咄咄逼人的嚣张，却转而质问起天策大唐的国来：“方才冯国老亦引《汉书》云：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其与中国殊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逐草随畜，射猎生。此论范学士以然否？”

不得不说，成书于两千年的汉书，对民族应该如何区分已有高屋建瓴的把握，这短短的一段话，便是从习性、服饰、民俗、语言与生产方式予以概括，虽然不是民族区别的全部，但以此作依据，的确很容易分别出两个民族的异同，就是范质，也不能轻易推翻此论。

桑维翰继续道：“正如方才所言，服可以改易，言语可以学习，但习性、生产，却是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吾中国之中国也，以农是也！反观汝天策，重商好利，以农末。契丹之宰相，如韩知古也，韩延徽也，犹是儒家学士，汝天策之宰相，却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商人之子！所行之政，重商贾，轻农事，最荒诞处，竟放国债！这是将国家社稷，当作一个商户店铺来经营了——此正所谓贪而好利者也！吾中国百姓，以五谷食粮，如天策也，百姓肉食者半，衣畜毛、食畜乳，虽不若游牧民族之茹毛饮血，但说起来，也就是蛮夷方入中国，半农半牧之族罢了！”

如果放到秦西，范质对“放国债”之类离经叛道等政务其实也持保留态度，但这时身在国外屁股自然不能坐歪了，淡淡一笑，说道：“吾唐何尝轻农！请问桑枢使，中原田亩，一亩小麦所产几何？”

桑维翰之一愕，他们这些儒学大臣，论的是四书五经，想的是国家大事，“农国”是人人都挂在嘴上的，但有几个人去关注小麦农田，一亩产量多少的？

幸亏桑维翰也是一个能办实事的重臣，当即答道：“田分上、中、下三等，天下九州，土壤各别，气候殊异，农夫力田与否更是判若天渊，如何能轻辨田亩亩产几何？”

范质道：“那以洛阳城郊之中田计算，一亩几何？”

桑维翰道：“京畿良田，亩产约二石，至于中田，约一石有余。”

范质赞道：“果然不愧是石晋之良臣也，虽然风骨甚差，政务却是熟悉！”

桑维翰听了这话，似在赞自己，又似在贬自己，一时不知该如何回应。不过儒门中迂腐者大多五谷不分，能像自己一样知道农田亩产多少的，在场文人只怕也没几个，不得微微得意。

却又听范质道：“今洛阳之良田，若农时不误，折合成我天策唐制，一亩小麦地，上田一般是三百九十斤上下，中田一般是二百八十斤！”

古代的度量衡，历代都有变化，每逢皇朝建立，统一度量衡就是其中一个最重大的标志，天策政权下的度量衡早已建立，而且随之丝绸之路而影响四方。现在就是洛阳的商家，有许多也都是用起了“唐尺”、“唐斤”——这一方面因唐尺、唐斤、唐斗的应用范围更广，石晋、孟蜀、契丹以及远西的天方、南亚的印度都各有各自的斤斗尺寸，若各用各的不免混乱，而使用居中贸易的天策度量则没有问题；而另一方面也是天策的度量衡制式更加标准化，东则秦州、敕勒川。西至河中、印度，每一座城镇都有至少一套作标准的度量衡器，包括尺寸、斗升、斤两。所以往来商人进行贸易时，用天策的唐尺唐斤，比用中原的更加方便。

天策政权的软实力影响，其实比其军事实力走得更远！

范质继续道：“中唐之时，按李翱笔迹所记载，近畿中田亩产约折合三百二十斤，比之汉时。亩产高了约四分之一弱，而在汝石晋治下，近畿中田之亩产，又回落到汉朝时的水平。”

在场文士，听到这话相顾骇然，范质能够从史籍之中寻找出汉朝、唐朝的中等田地的亩产并不奇怪，在场文士个个都是学者，只要愿意下功夫谁都有这个能耐。

但作一个“外国使臣”。竟然比他们还更清楚洛阳近郊的具体亩产，这就叫人骇然了！就是桑维翰这等能臣。对于田亩的亩产也没法精确到这个地步！

冯道、赵莹等人也无不心头一凛，几个大儒对望一眼，均寻思：“张龙骧果然志在天下！”

天策政权的文臣构成，正如桑维翰所指出的，的确是儒家氛围不足，以凉州中枢的大臣与洛阳相比。文化底蕴要差得多，但在张迈的领导下，务实层面却是超过不知多少倍！尤其是在数字量化的管理模式上，更是远远走在石晋政权的前面，所以范质西行以后。读诗文的时间少了，务实的政务却接触得多了，这时一对阵，谈到实务层面，就是桑维翰也落了下风。

范、桑之间的文斗，也不仅仅是两人文化修智慧高低的比拼，更是彼此政权软实力的一个体现，若是范质没有西行，没有融入到天策政权之中，没有浸淫天策大唐的政治文化并改变自己的知识构成，今天范、桑的对决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范质又道：“然则我甘陇之田亩，诸位可知是多少？前唐时，凉州近郊中田，亩产约三百斤左右，河西胡化之后，农事荒废，亩产大幅度回落，至我唐军规复故土，大兴农业，开水利、用肥料、养田力、选良种，百工精思，大造农具，用老农集思广益，而后广派农事巧匠，深入乡村，授力田技术，故凉州之中田也，如今亩产已不下四百二十斤！兰州之中田，产量亦有四百斤以上。同样是这片土地，同样是汉家农人，吾唐治下，亩产不但比起前唐有所进益，比之汝晋更是普遍高出三四成以上，汝之农业较之前唐削减，吾之农业，较之前唐更进，亏得你桑枢使还有脸在这里说我天策轻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