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是的。”卫立煌连忙点头，意识到刚才那样说话有些对参谋长轻视的意思，“光霱，拔冗见日，还需你这个高才呀，这些建议过于浅薄，看来也不是身经百战之辈，补充完善还需要参谋长这样久经沙场老行伍呀！”

“总司令，这是我重新设定的中条山一带的防御布署，按照大纵深防御的构想，我军防线将改为多层次，一线轻步兵尽量迟滞时间，并相对保存力量后撤；二线重步兵依靠山脉等有利地形和强大的火炮进行阵地防御；三线以后为机动兵团，在需要的时候进行不同规模的反突击。另外，调集工兵，在中条山山脉依托原来山洞开挖坚固的坑道工事，并大量储存饮水、粮食、弹药等物资，一旦在外围作战形势不利时，便可以撤至山中与日军周旋。”

中条山位于山西南部、黄河北岸，呈东北西南走向，东北高西南低，横广一百七十公里，纵深五十公里，与太行、吕梁、太岳三山互为犄角，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山西各主要关隘的相继失守，中条山的战略地位愈加重要。对我方来说，占之，即可以此为根据地，瞰制豫北、晋南，屏蔽洛阳、潼关。进能扰乱敌后方，牵制日军兵力；退可凭险据守，积极防御，配合整个抗日战场。

就日军而言，得之，即占据了南进北侵的重要“桥头堡”，既可渡河南下，问津陇海，侵夺中原；又可北上与其在山西的主要占领地相连接，解除心腹之患，改善华北占领区的治安状况。日本华北方面军视中条山为“盲肠”，必欲除之而后快。

日军侵占山西后，为了固华北、抑洛阳、窥西安，自一九三八年以来曾十三次围攻中条山，但均未得逞。

卫立煌仔细看过参谋长郭寄峤所制定的计划，欣慰地连连点头，“光霱，中条山地区乃关系国家安危之要地，若丢，则你我皆为民族罪人，这个防御布署做得好，如果能切实贯彻，不说是固若金汤吧，最低限度，亦须能确保不被日本在短时间内击破。”

“总司令放心，我会经常派人下去检查督促，保证落实到位。”郭寄峤郑重回答道：“只是，您要多加提防小人的造谣和中伤。”

卫立煌受命担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在山西与日军接战多次，受到八路军的支持和策应。所以，他对十八集团军的给养，都尽量给予方便，做到公平。当时，全国范围内，国、共两党之间，除一、二两战区表现合作外，其他地方，都有摩擦。卫立煌将军以抗日为重，主张国共合作，但遭到了蒋介石及其亲信的疑忌。

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之间的权利相争，卫立煌在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的任期内，连年受到控告。军统、中统特务系统早就以卫立煌“袒护***，怀有异心”为辞，告到蒋介石那里。特务头子戴笠将亲信文强安插进来，实施监视，并搜集卫和***人往来之间的所谓“材料”。

卫立煌轻轻叹了口气，说道：“汤恩伯、蒋鼎文对河南省主席这一美缺馋涎欲滴，一再告状。老头子也对我与八路军的关系加以责备，又有军统、中统这群特务监视，我真恐是有心杀敌报国，却无力抵挡这背后刺来的冷箭暗枪。”

郭寄峤淡淡一笑，安慰道：“总司令，不要多虑，只要他们抓不到您的把柄，您的军事才能又是有目共睹的，汤、蒋之流岂能与您相比。时候不早了，您早些休息，卑职告退了。”

“去吧！”卫立煌很疲惫的摆了摆手，一想到这些烂事，他身心俱疲，什么兴趣也没有了。

襄阳，第五战区司令部，摇羽毛扇的中年人正和司令长官李宗仁在就几份报纸进行着分析研究。

“日军连攻南昌、随枣、长沙等地，所仗便是几个优势。第一为快，凭借其机械化的装备，行动迅速，能有效地达成快速集结，开始攻势；第二是硬，即在固守阵地时拼死顽抗，不为动摇；第三是锐，表现在日军进攻时，有一股子锐气，如同钢锥，拼死突进，勇往直前；第四为密，日军行动很注意保守机密。由于严格注意保密，加上其装备优良，训练有素，部队集结、行动，都很迅速，在战役开始往往能达成闪击进攻的目的，让我军措手不及。”

李宗仁和白崇禧沉思了一会儿，不约而同的点了点头表示赞同。

“你看，这还有呢，”李宗仁指点着，说道：“同样是四个字来形容日军的弱点，第一是小；第二是短；第三是浅；第四是虚。”

“以稳定制敌快速；第二，以坚韧对敌强硬：第三，以伏兵破敌锐利；第四，以严明对敌秘密。”白崇禧的脸色郑重起来，说道：“倒也有几分道理，可惜，不知是谁把倭寇的本质洞悉得如此真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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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民族和国家似乎都有一个毛病，不能严厉尖锐地反思自己的不足，或者是失败的原因，而把正面的东西无限扩大，反面的一笔带过。比如苏联，在二战初期遭到了严重的失败，可是却没有一本反思失败原因的专门书籍。尤其是以斯大林为主的苏联最高领导层所犯下的各种严重战略失误更无人专门去论述。

泛滥于前苏联以及全世界的各种前苏联军事历史书籍几乎都是描写苏军是如何英勇地打败德军，自己失败的经过则一笔带过。

中国也有这样令人难以理解的现象，九十年代之前，各种书籍一致抨击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不抵抗政策及其作战经过。而之后又众声合唱国民党军队的英勇和辉煌，在这一正一反的宣传热浪中却很少有人依据中日双方的原始史实和原始资料对行客观的系列性的研究和探讨。

于是，民众也就一次又一次的受到舆论的影响，陷入了历史的误区之中，而始终发现不了历史的真相。从而，中华民族也就形成不了群体性的高度科学，高智慧的历史思维系统。

举个例子，这就好象一个人在经历了一场洪水的灾难后，开始他总是宣传洪水如何如何厉害，后来又总是宣传自己是如何如何顽强地从洪水中逃生。而最重要的原因，比如洪水发生的原因，保护设施有哪些不足，他却不去反思，不去寻找不足。而这样的后果便是他可能将在下一次洪水中再次遭难受苦，甚至是灭顶之灾。

孟有田不想做事后诸葛亮，也不想居高临下地利用后来历史的研究结果来显示自己的高明。就象一个人对另一个正处于低落情绪的人说：“我就知道会这样，我早就知道这不行……”，那是很招人反感和厌恶的。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失败了再爬起来，只要你还有体力，还能坚持。但再愚蠢地不改变策略，那就只能倒下再爬起，倒下再爬起，除了无谓的倔强，根本于事无补。

作为后来者，孟有田想做一个教练，一个在场外冷静观察的教练，提醒正在战斗的己方：“对手强大，但也不是没有破绽，小心左勾拳，防护腹部，当心右直拳……”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孟有田现在做到了。他让肖广和带至大后方的文字通过一个很有责任心的记者在报端整理发表了，而这名记者却不知道是谁写的，也不知道是谁把这些文字材料放到了他的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