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是收音机，和收音机一样的道理。”郑海东好不容易想出了另一个例子。

“你又在嚼蛆！”张学友纠正道。“嚼蛆”是张学友原来所在的那个城市的方言，是外面的社会留给他的为数不多的痕迹之一。

张学友说道：“我以前在外面的时候，亲自去过广播站的，那里面的信号塔足有上百米高，全是钢材搭起来的，这么大的东西，又这么重，费许多钱不说，又怎么可能缩到那磨刀石一般大小的电话里，这又不是孙悟空的金箍棒，决计是不可能的。”

看郑海东还要解释的样子，张学友似乎有些激动了：“你不要以为我在里面时间长，就那么好糊弄，我脑子没坏，这点东西还是懂的。”

话说到这个份上，郑海东也不愿意再多作解释。

气氛一时显得有些尴尬。

张学友也感到自己刚才过于敏感冲动了，岔开话题道：“听说你也不肯认罪？”

郑海东注意到他说到了“也”，猜到了对方如此漫长的牢狱生活可能和自己出于同样的原因，顿时生出了一股同病相怜的感觉，恶感减少了不少，也不再赌气，嗯了一声，算是作出了回答。

“你也是……”张学友的眼中突然闪出了一点兴奋的光芒，但这光芒转瞬即逝，他叹了口气道，“应该不会的，怎么会呢？”

“什么怎么会？”郑海东看他欲言又止的样子，好奇地追问道。他感到和张学友的沟通实在是困难，这可能也是他孤僻性格的原因之一吧。

张学友显然不愿意继续这个话题，他紧闭着嘴，紧张地左右张望了一会儿，像是在努力让刚才的话题从记忆中消失。

又是一小段沉默。

“你想出去么？”张学友问道。

郑海东没有回答，这样的问题让他无法回答。

“我不想。”张学友自己给出了答案。

“为什么？”郑海东对这个答案感到好奇，“在这里呆了快一辈子，你就不想出去看看？”

“出去看？看什么？有什么好看的？我认识一个人，在这里呆了十几年，老想着出去，结果你猜怎么着，一出去，没到一个星期，就死了。”

“死了？”

“被车撞死的。”

郑海东对这种逻辑感到完全无法理解，心里暗自好笑：“你的意思是，老想着出去……出去了就会死？”

“当然！怎么可能不死呢？那一天，我偷偷往电视里瞟了一眼，你知道，现在的马路不是过去那种了，一条路上的车比过去整座城的都多，车的速度又快，到处乱跑的，不被撞死才怪。”

“这……”郑海东感到自己竟无言以对。

“不能出去的，你看看现在的新闻，吃的也有毒，路上车又多，连钱都变得红红绿绿的，跟过去烧的死人钱一样的，这样的生活，我是一天都过不下去的。”

看郑海东一直沉默，张学友似乎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决心：“不管怎么说，我是不出去的，我劝你也不要出去了，在这里好歹还能再多活几年。”

“听我一句劝，不要出去，不要出去，不要出去……”张学友一边念叨着，一边独自离去。

郑海东的心里非常清楚，张学友的死并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而仅仅是因为对正常生活的恐惧。他在监狱里已经呆了几十年，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外面的世界以他完全无法理解的速度发生着飞速的变化。如果一直呆在这里，当然不需要顾忌这些，但当即将获得出去的机会时，这种危机感所带来的巨大恐惧将会把这些垂暮之年的老人们逼上绝路。

郑海东甚至隐隐揣测，如果说张学友前半生的桀骜不驯是因为对命运不公的抗争的话，他后半生的继续坚持则是为了对抗回归社会的巨大恐惧。然而，在目前的形势面前，无论愿意与否，他都不得不离开这里。

张学友不愿意离开。他选择了最为激进的方式，永远地留在了海州监狱。

而哪怕仅仅就郑海东看来，海州监狱中抱有与张学友类似想法的人不在少数。而在这次有机会被释放的人当中，甚至可以大胆地揣测，其中的绝大多数都已经不愿意离开。在他们已经行将就木的人生旅途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留在了监狱，也适应了监狱，就像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一般，海州监狱，已经在不知不觉间，变成了他们叶落归根的“故乡”。

连续的犯人死亡事件都已经是在挑战海州监狱领导层忍耐力的底线。

在刚刚到来的2009年，海州监狱似乎陷入了流年不利的诅咒，各种灾祸接踵而至，让所有人都应接不暇、焦头烂额。

好在夏文渊尚在外地，而死者的亲属又都已经亡故，所以暂时还不至于造成过于恶劣的影响。领导们在深入讨论后，一致决定将这件事的处理权全权交给了“接盘侠”殷姿，其中的意味也不言自明——作为一个“新人”，这个黑锅是背定了。

对于集体研究的决定，殷姿并没有抗争的权力，在目前还没有能查明原因的情况下，她采取的应急手段，就是把医院中的大部分犯人都送回到各个监区。自杀这种行为是很容易相互传染的，以分散的风险代替了集中的风险，起码可以暂时地遏制住一些。

根据这个要求，身体已经基本康复的郑海东也将回到自己原来所在的二十四监区。

临行前的那一晚，郑海东几乎一夜都没有睡觉，他就这么一直看着窗外那棵不知名的小树。树上的嫩芽已经很多了，像一颗颗翠绿的宝石点缀在干瘪枯瘦的树干上，像一个濒临饿死母亲怀里肥胖白嫩的婴儿。

当黑夜将尽，晨曦微露，郑海东一咬牙，突然笔直地探出手臂，手指第一次触摸到了那棵小树。郑海东没有丝毫犹豫，猛一用力，那棵原本就赢弱不堪的树苗被整个地连根拔起。

它死了。

人，不管在世界上走多远，都只是一只飞翔的风筝，有一根精神之线把他与家乡和亲人相连。

树高千丈，落叶归根。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无论这一生富贵荣华，还是穷困潦倒，总想着能魂归故里，入葬祖坟。

这一点，对于这些垂暮之年的犯人们更加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人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他们都应该像严歌苓笔下“陆犯焉识”那样，不惜冒着死亡的危险，奔走几千公里，只为看一眼家乡的亲人。因而，对于这一次减刑工作，不说感激涕零，至少也应该积极配合。

可是，容易被忽略的一点在于，陆焉识之所以愿意付出这么多，是因为他有割舍不下的妻子和子女。而这里的老人之中，除了像护工老郭这样的极少数之外，大部分犯人家乡已经人丁凋零、无所牵挂，更有甚者的牢狱之灾拜家乡或亲人所赐，几十年的仇恨日积月累，更无半点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