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眼狼说：“哥，你看看你这老牛想卖多少钱？”
父亲还是说：“嗯。”
独眼狼等了几分钟，看到父亲低着头，一言不发，他就说：“哥，给你2000元钱，咋个样？”
父亲说：“不卖。”
独眼狼说：“要不再给你加上100元。”
父亲说：“不卖。”
独眼狼说：“这样吧，再加100，一共2200元。这是最高价了。”
父亲还是说：“不卖。”
独眼狼站了起来，他走到院门口，突然又回身说：“哥，我没给你胡说，你打听打听，谁家的老牛能够卖这么高的价？”
父亲不看独眼狼，他对我说：“把大门关上。”
在独眼狼的眼中，耕牛只是一堆食物；在父亲的眼中，耕牛是家中一口人。独眼狼的职业是杀牛，父亲的职业是和牛一起耕种土地。
春天来了，百花盛开，在诗人的眼中，这是人间最美丽的景色；在羊的眼中，只是一把好饲料。
独眼狼不理解父亲和这头老牛的感情，但是我理解。
我回到家的第三天，老牛就死了。老牛死得很平静，父亲给它熬了一盆小米粥，它用舌头舔了舔盆沿，又舔了舔父亲布满老茧的手掌，然后头一歪，就慢慢倒了下去。
父亲抱着老牛的头，眼泪簌簌落下。
老牛死了，杀坊的独眼狼不再上门，而鞋匠冯老二却上门了。
(30)
冯老二的鞋匠铺子在镇上已经开了好多年，一张张毫无特色的不起眼的熟牛皮，在冯老二那双异常粗糙的手中，变成了一双双漂亮皮鞋。冯老二有50多岁，他的手掌手指和他那张劳苦大众的脸一样，沟壑纵横。
上初中有一年，我们在冯老二的鞋匠铺前闲逛，看到冯老二正在锥鞋的时候，一锥子把手指扎出了血口。冯老二把伤口放在嘴边，吸一口流出的鲜血，然后继续锥鞋。
冯老二来到我们家，是想买走那张牛皮。那时候一双纯牛皮鞋四五十元，一张牛皮可以做多少双皮鞋啊。
冯老二对父亲软磨硬泡，价格出到了600元，父亲依然不卖。
冯老二万分惆怅地走出了我家院门，我责怪父亲性格执拗，父亲说：“牛给咱家下了一辈子苦，是咱家一口人，咋能把皮卖给人家？”
我说：“咱家急需钱。”
父亲说：“世上钱多的是。是我的，我拿；不是我的，分毫不取。”
自从父亲检查出绝症后，我们家的运气差到了极点。我在血奴部落中赚到了2000元钱，还被小偷给偷走了；终于抓住了小偷，小偷却把钱给了未婚妻家；家中的老牛快要死了，杀坊出价2200元，父亲不愿意卖；牛死了，鞋匠愿意掏600元钱，父亲还不愿意卖。
那时候，我很不理解父亲的做法，我把父亲的行为理解为农民的执拗和顽固。那天晚上，我狠狠地训斥了父亲，父亲坐在一边，一言不发，任我的话语劈头盖脸落在他的身上，不做辩解。
现在想起来，我的心疼到了极点。
第二天，父亲请来村中几个小伙子，把死去的老牛抬上农用车，然后一路突突突地拉到了责任田里，掩埋了老牛。
回到家中，父亲颓然坐在墙角，像一件脱下的棉衣。整整一天，父亲粒米未沾。
（31）
周一早晨，我参加了一个会议，这个会议是关于城市规划的，具体是确定县城开发区的地址。这些年来，为了创收，增加gdp，政府将县城周边几十里的土地已经卖给了个人，每亩地少则5000元，多则两万元。而现在，为了增加县城开发区，政府又要将这些土地从个人手中买回来。
我在县城工作的那些年里，总能够看到县城不断重复建设，一会儿盖一座房子，一会儿又拆房子；一会儿把门改成窗，一会儿又把窗改成门；一会儿把路修好，一会儿又把路挖断。然而，无论是盖房拆房，修路挖路，只要动工，就有回扣，主持这项工程的官员都能够大捞一笔。这就是各级政府不断搞重复建设的秘密。
那天早晨，参加那场会议的只有几个人：县委书记、县长、土地局长、城建局长、规划局长和我。
知道县城开发区确定在哪里，见过开发区规划图的，也只有这几个人。这张图纸，属于县城最高经济机密。
会议结束后，我拿着那张图纸，写申报材料。有了申报材料，就能够向上面要钱。
当天晚上，我写完材料已经到了午夜两点，一个人走出办公室，饥肠辘辘，沿着清冷的大街行走，想要找一家夜宵店。然而，家家店铺都关门了，后来，我在县城最繁华的十字路口看到一个卖枣沫糊的老太太。几乎全县的人都认识这个老太太，老太太像张思德一样，不为名，不为利，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蹲在县城夜晚的十字路口卖枣沫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老太太的枣沫糊装在巨大的葫芦里，葫芦外面用棉絮包裹着，棉絮外面缠着铁丝，棉絮因为经年累月，已经变成了黑色。老太太把葫芦倾斜，把枣沫糊倒在碗里，递给我。我喝着热乎乎的枣沫糊，浑身一阵舒坦，感到人生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在饥饿的夜晚，能够拥有一碗枣沫糊。
一碗枣沫糊还没有喝完，突然身后走来一个人。我转身一看，是政府办一名通信员。黯淡的路灯光下，我看到他满面春风，他一连声地叫着哥哥哥，然后指着身后说：“哥，你咋吃这个呢？走，上车，那边饭店给你都准备好了。”
我循着他的手指看去，看到路边停着一辆奔驰越野车。
我稀里糊涂跟着通信员上了车，奔驰无声地开到了郊外，郊外有一片别墅群，全是县城的官员和富商居住的。别墅群边有一座不夜城，里面娱乐、饮食等等一应俱全，昼夜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