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里，高铭感慨不已。

却不愿意继续多说什么。

苏亦也总算反应过来，为啥，他买的第一辆自行车，就怎么莫名其妙没了。

社会上，游手好闲的年轻人，确实不能太多，不然，很容易就滋生治安问题。

现在已经78年11月份了。

该出来的政策也都出来了。

知青点其实都没啥人了。

其实，现在首都也不是最乱的时候，到79年，全国城市积累的待业人员已达2000万，这是建国以来待业人数的最高值。

首都待业人员40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8.6%，平均每2.7户城市居民中有一个待业人员。

隔壁的天津待业人员最多达到38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11.7%。待业人员包括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以及新增的城市闲散人口，其中前者占多半。

这种情况之下，就催生了83年的全国严打了。

这种社会现象，苏亦一开始没啥感触。

却不曾想，会从偷车的视角开始切入。

从这个方面来说，北大校内的学子，都是这个时代的幸运儿。

众人聊天的时候，也被高铭老师带进家门，就在苏亦疑惑要不要换鞋子的时候。

高铭老师却说，“直接进来吧，家里没有那么讲究，就是有点乱，你们将就一点，房子有点小，你们不要介意。”

说有点乱。

其实不乱。

这是一个一室两厅的小户型，但这个年代也不算小了。

高铭招呼三人落座，然后开始跟大家倒茶。

许婉韵说，“高老师，你就不要跟我们客气了，我家的房子也跟中关园这边差不多。”

高铭说，“你爸，现在可是校领导了，还住在原来的房子？”

许婉韵点头，“我爸妈说，对老房子有感情不舍得搬了，再说，大家的住宿条件都紧张，就不给学校添麻烦了。”

高铭笑，“你爸这是高风亮节，当初，我们分房子的时候，也都讲究谦让，大家也不怎么在乎，够住就可以。当时，我女儿还没出生，一家三口分到这套房子都觉得有点大了，现在女孩子大了，就不够住了。”

苏亦说，“相比较之下，广美的筒子楼太差了。我妈还要住筒子楼的单身宿舍。”

高铭感慨，“咱们国家的住房条件，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改善了。”

说完，望向马世昌，“要说条件艰苦，小马应该深有感触。”

马世昌说，“敦煌生活条件苦，主要交通不好，住宿方面也还好。主要是早些年，比较艰苦。早期，因为人家研究人员增多，常所长就将马厩加了前墙和隔墙，作为一间间的宿舍进行使用。这些房子，基本上去过敦煌采风的专家学者都住过。因为工作需要，职工宿舍也不是固定的，有时在中寺，有时在北边的宿舍区，有时也会搬到下寺住。”

苏亦好奇，问，“马师兄也住这些房间？”

马世昌说，“我去的第一年，也住过这些马厩改的房子，不过后来住宿条件也有所改善了。因为，1964年的时候，由清华建筑系毕业的萧默主持设计，县工程队施工修建的，使用了水泥、青砖，还糊了顶棚。一共建成一排十一间宿舍，我也住过，总得来说，还是比较艰苦的，但是这些年啊，也都习惯了，现在突然回到咱们北大读书，少了哪些漫天的黄沙，反而不习惯了。”

苏亦笑，“马师兄有机会的，咱们首都的沙尘暴，也不弱到哪里去。”

七八年的，首都也曾有三怪，其中一怪，便是大姑娘的头巾戴两条，一条保暖，一条是纱巾尼龙巾，不是用来装扮美丽自己的，而是主要用来蒙头抵挡风沙的。

苏亦提到这个话题，大家聊天的话题，也慢慢转移了，不再停留在住宿条件。

甚至，还提到了三北防护林。

高铭说，“现在国家对这个方面也开始重视了，以前腾不出手来治疗，现在刚刚启动三北防护林工作。”

前世，大众对三北防护林应该不陌生，甚至天天在蚂蚁森林种树呢，甚至连内蒙啥不知道的小学，都知道阿拉善了。

尤其是现在三北防护林连影子都没有，11月份的时候才刚刚启动，还属于文件上东西，这个年代北京的沙尘暴严重的程度，是前世很多年轻人难以想象的。

以前，在北京待，听得最多的就是首都雾霾，现在雾霾倒没啥事，沙尘暴挺可怕。

不过有了之前的铺垫，苏亦隐约有些猜测，应该是家中遭受变故了。

很大的可能就是家道中落。

高铭先生也不避讳，“因为我父亲离世的早，我10岁那边，父亲就去世了。我们是城里人，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父亲微博的工资，父亲一去世，家中并没有任何积蓄，不仅如此，也没有什么值钱的家当，母亲又没有正当工作，自此，家中断绝了收入来源，只出不进。这种情况之下，我只能离开学堂，其实，我家中除了母亲之外，还有一个姐姐，但姐姐也大不了我几岁，我作为家中的长子，就必须肩负起养家糊口的职责。这种情况下，我只是上了两年小学就去当学徒了，也就是之前提到的去裁缝铺学做成衣。”

“所谓的裁缝铺，其实就是一个私人小作坊，整个小作坊里面除了老板和他的夫人，还有他的孩子，剩下的就是几个比较大一点的徒弟，甚至连小作坊里面的大师傅也都住在一起。民国时期的学徒工啊，前几年，干的都是杂活。跟学手艺一点都不沾边，我当时去那里主要干的活就是看孩子、洗衣做饭、洗碗洗锅，还有拖地跑腿，每天早早就要起床，然后到很晚才能睡觉，在小作坊里面，我待了半年，最后什么都没有学到，吃的不好，睡的也不好，身体吃不消了，最终也没能坚持下来，就离开了。”

听完这段经历，苏亦充满感慨，“突然觉得我挺幸福的。”

俞先生笑，“不是挺幸福，是幸福得太多了。”

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早早辍学，却当学徒，最终变成全国最高学府的一名讲师，这其中经历过多少的辛酸，可想而知。

高铭先生却不在意，“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境遇，我之前说过，我的经历是个人的无奈，也是时代的悲哀。”

许婉韵忍不住问，“后来呢？高老师是怎么到北大读书的？不当学徒工以后，回学校读书了吗？”

苏亦也在听。

大家都在听。

高铭摇头，“哪能啊，还是当学徒。我母亲见到我回家了，只能再托人给我着别的工作。这一次，是再一个洋不庄当学徒，到哪儿情况就好很多了，这是一家在天津城很有名的布庄，叫做天津仁昌绸布庄。在这里一待就是三年，也是我生命之中最为重要的三年，因为这个时候，我已经十六十七岁了，比苏亦还要大了，苏亦你今年才十五吧？”

苏亦点了点头，“十五岁，过年才十六。”

高铭说，“不过我当年，个子没你高，倒是壮实不少，因为，当年在布庄待着没有欠只管饭。一个不给工钱只管饭的地方，我最后还是被解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