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小师兄那么厉害了，他都不知道这个问题，那么我作为老师讲给你们听，你们就要更加注意了。

此刻的苏亦，完全就是被苏亦拿当工具人了。

既然是工具人就有人作为一个工具人的觉悟。

不逾越。

不然，你站起来回答问题爽了。

老师咋办？

老师也要爽啊。

你不能让对方卡在喉咙，憋在心里难受吧。

于是，苏亦很聪明的摇头。

台下的学生，显然是不知道，刚才那对视的一秒，实际上是刀光剑影，他们小师兄在跟邹先生，已经交锋数个来回了。

一、殷商前期，他在研究中国青铜时代分期时，仅仅提到滥觞期大率相当于殷商时期，而未作任何解说。

二、先周文化，他研究西周铜器铭文时，不只一次地说到，周武王以前的铜器一件也没有而感到遗憾。

三、夏文化问题，他认为夏代不会有多么高的文化，有的只是一点口头传下来的史影。

我当时存在一种幻想：这三大难题固然在古代文献和古代文字中都不可能得到解决，是不是能在考古学中求得解决呢？从此，我便肩负这三大难题走上了考古的征途，并且决心为此奋斗一辈子！原来我本想专攻古代文字，现在看来，古代文字既不能解决这三大难题，况且古代文字又是一项专门学问，我不可能兼顾二者，只好舍弃古代文字而专攻考古学。

考古学也是一项专门的学问，在大学阶段，我并不是专攻考古学的，只不过听了两三门考古课，可说并没有什么坚实的基础，非科班出身的我，自然感到困难重重。我遇到最大的困难有二：

一是田野考古，我没有任何的工作经验；

二是研究古代器物，我不知道从何处下手。

在研究生的第一年，围绕着这两大困难，首先在书本上寻找方法。除了中外考古的一般书籍外，特别注意在中国考古学方面查寻资料。在当时，中国考古学的图书还不多，找来找去，只有四套图书是值得认真阅读的，这就是《安阳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城子崖》和《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可是，我读来读去，只觉得似懂非懂，根本抓不住重点。后来我才知道，这主要是因为我还没有参加田野发掘的缘故。

我首次参加田野发掘是在郑州二里岗，这是一处大规模的商代遗址。1949年以前，尽管考古工作者经常路过郑州，却无人留意此处遗址。我能在此前后工作两年感到莫大的荣幸，我的考古生涯就是以此处为基地的。20世纪50年代初期，郑州的生活条件很差，我们住的是漏雨的茅草房，冬天用的火炉也不很暖，吃的是高粱面窝窝头，出门上工地都是背着工具等步行。不过，回想起这段生活倒是很有意义的，并不觉得是如何艰苦，因为当时我满怀着一颗要攀登科学高峰的雄心。

苏亦瞪他一眼，“邹先生讲得挺好，我就不狗尾续貂了。”

“你们现在使用的讲义是我56年从兰大调回北大任教的时候编写的，当时还是油印版，相比较之下，现在的铅印版就精致很多。”

同时，也开始编写《商周考古》讲义，甚至还将郭宝均先生所编《殷商考古》改为《商周考古》。

他肯定会毫不犹豫的说是郭宝均先生。而不是张政烺或者苏秉琦两位先生，尽管这两位先生都是他的指导老师，甚至苏秉琦先生还参与具体辅导，但邹先生的学术思想显然是郭宝均先生一脉相承。

邹先生对商周考古的研究，有多深入，可想而知。

苏亦才不愿意献丑，不然好丑的。

跟台下的学生分享他是如何从法律系转入史学系以及又是如何走向考古这条路的。

这样就彻底打破旧有的认知，使得中国上古史需要重新研究、认识和构建。

天地良心，顾颉刚引《说文》的“禹，虫也，从禸，象形”以及“禸，兽足蹂地也。”两段，疑禹本是古代神话里的动物。其实他只是说与虫有关，并没认为大禹就是条虫。这本是图腾社会里常有的事，不足奇怪。

结果就被断章取义，大肆宣传。

那么是谁率先黑顾颉刚的？

有传闻是陈立夫屡在演讲里说：“顾颉刚说大禹王是一条虫呢！”

那么陈立夫为啥黑顾颉刚？

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反正疑古学派，遭人黑的事情不在少数。

毕竟在当年，他们学术观点跟当时的国情有些格格不入。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山先生根据清末民初学者研究的结果，提出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

而顾颉刚引用古文，说大禹可能是条虫，但这位老爷子也没有否认夏的存在。

“我当年转入史学系读书的时候，向达先生就向我推荐郭沫若先生的诸多著作，这些著作对我有着极大的影响，我甚至花了一年时间，死啃郭沫若先生的《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等学术著作，才基本上掌握了有关甲骨文和金文有关的知识。当然，以我的甲骨文功底，很能在短短的一年内全部读懂这些学术著作，但是我仍然从中发现他在中国上古史研究中有三大难题没解决，致使他终身遗憾。”

就是给同学们一个印象。

你们的小师兄那么厉害了，他都不知道这个问题，那么我作为老师讲给你们听，你们就要更加注意听。

此刻的苏亦，完全就是被苏亦拿当工具人。

既然是工具人就要有作为一个工具人的觉悟。

你不能让老师如鲠在喉，憋在心里难受吧。

台下的学生，显然是不知道，刚才那对视的一秒，实际上是刀光剑影，他们小师兄在跟邹先生，已经交锋数个来回。

好吧，这段说的有些夸张。

但事情大致就是这么一件事。

把苏亦拿来提溜一圈后，邹先生开始公布答案。

开始讲述着郭沫若先生未解决的三大难题。

“一、殷商前期，他在研究中国青铜时代分期时，仅仅提到滥觞期大率相当于殷商时期，而未作任何解说。”

“二、先周文化，他研究西周铜器铭文时，不只一次地说到，周武王以前的铜器一件也没有而感到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