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肯定会毫不犹豫的说是郭宝均先生。而不是张政烺或者苏秉琦两位先生，尽管这两位先生都是他的指导老师，甚至还苏秉琦先生还参与主要辅导，但邹先生的学术思想显然是郭宝均先生一脉相承。

俩人都是研究商周考古的。

甚至回到北大，他开始的开设也是《考古学通论》商周部分。

不过，邹先生正式讲述商周考古课程，则是在57年。

在此之前，北大的商周考古课一直叫中国历史考古。

从57年开讲，一直讲到现在。

邹先生对商周考古的研究，有多深入，可想而知，苏亦才不愿意献丑，不然好丑的。

邹先生讲完讲义部分，又讲到他的求学之路。

跟台下的学生分享，他是如何从法律系转入史学系以及又是如何走向考古这条路的。

这部分，苏亦不陌生。

但，通过旁人或者是其他资料去获知，跟本人亲自讲述，这两者体验完全是不一样的。

此刻的苏亦，有种见证历史的感觉。

既然讲到史学系部分，邹先生自然而然就讲到顾颉刚的《古史辩》，还讲到顾颉刚的著名史学观点——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

还提到另外一句著名的话，“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

邹先生说完，问，“同学们，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

自然是不知道。

要是都知道。

就没苏亦什么事情了。

偏偏他们不知道，苏亦就被邹先生喊起，“苏亦，你跟大家说一说吧。”

之前，研究复试的时候，苏亦就曾经说过自己读过顾颉刚的《古史辩》，显然，这是邹先生记得了。

实际上，北大的诸位师长在学生年代的时候，没读过顾颉刚《古史辩》的人极少。

邹先生不仅读过还精读。

好在，他没问多困难的问题。

不然，苏亦就尴尬了。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之说，主要有三点：第一点，就是邹先生刚才提到的，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这句话怎么了解呢？也很好了解。”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例如：周代，人们起初认为最早的帝王是大禹；到孔子时，人们心目中最早帝王向上提早到了尧、舜；战国时，文献里有了更早的黄帝、神农；汉以后的描述中有了更早的盘古。所以，就是时代越靠后，传说的古代史部分就越长，甚至后面连神话故事都出来了。”

“第二点，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大。这句话，也不难理解。例如，关于舜，舜被孔子时代人们看成是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里就成了全方位积极有为的圣人，到孟子时代增加了‘模范孝子’内容。”

“第三，我们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确切状况，但是，至少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例如，我们不一定知道实际的夏商史是怎么样的，但是，可以知道东周时代人们心目中的夏商史。这部分，如何知道？自然是从古文献以及考古资料多个方面去了解的。”

“实际上，1923年，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这篇文章里，就已经系统地发表了他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学说。”

说完，苏亦望向邹先生，像是个等待表扬的三好学生。

邹先生给予肯定，“讲的挺好的。”

那么古史辩讲个啥？

就是单纯的辩论古史吗？

作为疑古学派的领袖人物，顾颉刚提出这样的观点，就是要告诉世人古史不可尽信。

疑古学派把一批古书考订为伪书，对中国最早的古代历史产生了怀疑，因清理伪古史形成古史辩学派。

他的观点，安全就是动摇了人们一直以来的固有观念。

这样就彻底打破旧有的认知，是的中国上古史需要重新研究、认识和构建。

听起来，顾颉刚还挺牛掰的。

实际上，这位先生也挺牛掰的。

然而，疑古学派就没缺点吗？

不然。

到了后面，整个学派的风气就有些歪了。

变成什么都质疑了。

好像对啥都要质疑。

质疑太多。

也不是啥好事。

尤其是在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国内动荡不安，国民一度怀疑自己的文化以及人种之劣等。

这种情况下，你还老怀疑，就动摇国之根本了。

甚至，到了后面，还有人以讹传讹，说顾颉刚认为大禹是条虫。

天地良心，顾颉刚就是打个比方，结果就被断章取义，大肆宣传。

这种情况下，疑古学派的学术观点就跟当时的国情格格不入了。

毕竟，19世纪末至20世纪处，中山先生根据清末民初学者研究的结果，提出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

五千年从哪里算的？

就是从黄帝纪年开始算。

还把黄帝认为中华民族的祖先。

而，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恰巧就是梁启超先生率先提出来的。

然而，当时，有不少的学者接受西方研究方法的影响，认为中国历史是从西周开始。

好家伙，这样一来，就把中国西周以前的历史给抹去了。

这可能吗？

自然是不可能。

这部分历史，在殷墟的发掘成果公布以后，就不攻自破。

毕竟甲骨文的存在，已经明确证明商代的存在，表明中国历史还可以提早。

不过殷墟终究还是没有办法解决夏文化的存在。

而顾颉刚虽然假设大禹可能是条虫，但这位老爷子也没有否认夏的存在。

然而，邹衡先生为啥偏偏去纠结这些啊？

他的课堂上为啥要讲述这些。

因为他上的就是商周考古。

而商周考古就是在研究这些课题。

毕竟，57年北大考古专业还把商周考古放在中国历史考古课程上讲述。

既然提到殷墟，提到甲骨文。

邹先生自然而然，也不会只提顾颉刚，他还提到郭沫若郭老。

“我当年转入史学系读书的时候，向达先生就向我推荐郭沫若先生的诸多著作，这些著作对我有这极大的影响，我甚至花了一年时间，死啃郭沫若先生的《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等学术著作，才基本上掌握了有关甲骨文和金文有关的知识。当然，以我的甲骨文工地，很能在短短的一年内全部读懂这些学术著作，但是我仍然从中发现他在中国上古史研究中有三大难题没解决，致使他终身遗憾。”

说到这里，邹先生问台下众人，“大家有人读过郭老的书吗？比如他的这些甲骨文作品。”

又是一次集体不约而同的摇头。

邹先生也不意外，“你们往后可以读一读的，比如苏亦，他年纪轻轻，就掌握了不少甲骨文，通读郭沫若以及王国维两位先生的诸多甲骨文著作，这可是非常了不起的功底。”

说着，他有望向苏亦，“那么苏亦，你知道郭沫若先生还有那些难题没有解决吗？”

苏亦摇头再摇头。

他当然知道。

因为他曾经翻过郭老的书，说通读甲骨文那是扯，但读过却是真。

不仅如此，他还读过邹先生的诸多著作以及传记。

邹先生的这些疑惑，他就算不读郭沫若先生的书，仅仅是在邹先生后世的相关文章中就曾多次提及。

不过这是作弊得来的。

不是他自己的总结。

苏亦当着本尊的面，自然不好意思说。

再说，邹先生也只是习惯性提问，也不是想让他说。

不然早就让站起来回答问题了。

那么为何有这么一问呢？

自然是讲课技巧。

就是一个同学们一个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