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引用了陈寅恪先生的话，周一良自然而然就提到他跟随着陈先生学习魏晋南北朝史的经历。

“我早年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去研究魏晋南北朝历史，但，大半生都过去了。依旧没有能出版一本著作，这不能不说是我此生之遗憾。”

听到周一良这话，苏亦才猛然惊醒。

对啊。

眼前这位北大历史系国宝级的大佬，都65岁了，除了他编著《世界通史》，竟然没有其他学术专著出版。

后世，他的专著，《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似乎一直拖到他担任北大历史系主任的时候，才能够出版。

但，要说论文，其实老先生的作品真不少了。

早年间，他关于魏晋南北朝的论文，弄一个合集，不需要修订，都可以直接出版了。只不过，被过去这些年国家的大环境给耽搁了。

所以周一良感慨，“你要是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观看我早年间的论文，虽未能构筑巍峨大厦，而只是起了加瓦添砖作用;但也扫除了不少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时的`拦路虎`。对你，应该是有些帮主的。不过，认为你此时更加需要的应该是关于语言的学习了。”

得，被说中心事了。

苏亦苦笑，“书到用时方恨少，语言方面，尤其是在外语上，我这边底子太过于薄弱了。除了英文之外，日文连入门都不算。”

周一良说，“研究历史，最为重要的工具就是语言，这又分两部分。过去在干嘉时代，学者只要掌握文字学就够了，今天外语的要求比古代人要高得多。现代的学术语言，我把它称做工具语言，是用来吸收知识的必备工具。现代人会了英语也不见得有优势，但不会英语肯定处在被动不利的位置。英语以外，法语、德语、俄语、日语，这些现代语言都是重要的工具语言。”

既然有工具语言了，那就肯定还有其他的语言。

“另一种语言工具可以称作专业语言，例如中亚地区、塔里木盆地周围的一些死文字。过去这些文字解读不了，现在日本就有几个新一代的学者，在这方面达到了世界水平。我想大陆、台湾早晚也会有人赶上去的。又比如你若要研究中国古代，就必须掌握一些古文字，比如金文、甲骨文。现在又出了许多简牍帛书，想要认字，文字学、音韵、训诂等，也都属于专业语言。”

“甚至还涉及到一些已经消亡的语言，这个方面，我就不赘述了。”

说到这里，周一良突然说，“语言固然重要，但表达能力也很重要。我念书时，有些老一辈的先生不怎么善于表达。但我们看一看西方，从古希腊时就非常注意修辞（rhetoric），现在西方史学家也非常重视叙事。narrative着重的不仅仅是怎么把话讲出来，还有一系列关于presentation的要求：它要求你思考，如何把史料证据融合至叙事结构中？这又产生一个问题：这样的写作和文学的区别在哪里？历史虽说不能脱离过去的实际。”

好不容易遇到这样的语言大拿，苏亦当然不会错过，“我在这个方面的学习，确实遇到不少的困境，先生在这个方面有什么更好的切入点吗？”

说完，周一良突然说，“想学外语，第一种外语一定要下大苦工，认真学好，别只从专业领域入手，最好从文学进入一个语言。语言的本质是交流的载体（vehicle），最基本功能是讲话、沟通，所以周先生建议从读小说入手。现在有很多光碟与学英文的资源，是按照情境（situation）来学英文，也是个入手的好地方。特别是西方这种变格变位的语言，没有捷迳，一定要熟，要熟到很自然张口便能说的地步。按照自己的专业，找一本相关领域的重要着作进行翻译，也是精进外语能力的好方法。我自己从翻译工作中受益非常多，二十五、六岁时还当过俄国人的课堂口译。我觉得翻译很重要，笔头的翻译是必要的，最好还要有机会做口头翻译。口译的重要性在于，口译过程讲究快速、准确，可以训练并逼使你得完全用外语的方式思考。”

留在周家吃完晚饭之后，苏亦并没有立即离去，而是还留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期间谈论最多的，还是，关于语言的问题。

甚至，到了最后，周一良还推荐他学习梵文。

当时，苏亦都快要疯了，也不是他抗拒梵文。主要是这玩意真不容易学习，要真能熟练掌握梵文，其他外语也不过如此的感觉。

但周一良的理由也挺充分的，“你未来做佛教考古，如果有机会的话，最好可以去印度走一走，学习梵文，接触一下古文献，尤其是佛经，会对你的学书生涯有巨大的帮助的。”

这是周一良的切身体会。

他在哈佛研究院东亚语文系学习的时候，师从叶理绥学习日本语言文学，兼修梵文。

所以，对梵文，对于敦煌学，周一良都有深入的研究。

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起，周一良就开始留意敦煌的新资料，发表了讨论唐代俗讲和佛经写卷方面的论文。

五十年代，与向达、王重民、启功等编著《敦煌变文集》。

甚至到了八十年代以后，他还研究敦煌写本书仪，开辟了敦煌学研究的新领域，填补了敦煌学研究中的空白。

好像想要深入的研究敦煌学，相关的语言肯定是必须的。

除了周一良外，在敦煌学有过研究的学者，陈寅恪、季羡林都掌握梵文。那么不会梵文行不行，肯定也行，就是比较困难。

好像王永兴也不会梵文，就算掌握也不会像周一良那么擅长，但是这位先生肯定是会藏文的，不然，他肯定没法深入研究敦煌吐鲁番文书。

而擅长藏文，再去学习梵文，那肯定是事半功倍了。

很多学者都认为藏文就是从梵文转化而来，甚至，藏文还能毫不有损地复述出梵文的语音，不过，这是仍然是两种文字就对了。

而且，王永兴跟周一良一样都是陈寅恪的弟子，苏亦不相信这位先生会一点都不会梵文。

不过这个疑惑，他并没有询问。

而周一良让他学习梵文肯定是有其用意的，“你先了解一个大概，到时候，再去东语系听一下季羡林先生，还有金克木先生两位先生课。入门应该没有问题，持之以恒下去，等你毕业了，那么读文献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说着，就递给苏亦两本讲义，“目前为止，在咱们国内的机构之中开设梵文班，是1960年咱们北大东语系的创举。季羡林先生和金克木先生白手起家，亲自编写了语法和课文讲义。当时的油印本讲义，有季先生编译的《梵文语法讲义》、金克木先生编写的《梵文文法》。这两部讲义详尽地讲述了梵语语法和构词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