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王道士，还有该死的晚清政府那些昏庸的官员，尤其是敦煌县令汪宗瀚这个不学无术的家伙。”

“……”

听到大英博物馆方面的屡次刁难国内的学者，台下的历史系同学们，一个个怒火填胸，情绪激动。

尤其是在苏亦念到向达先生的通信原文的时候，同学们就绷不住了。

然后开始咒骂起来。

他们骂英国佬，骂斯坦因，骂王道士，骂汪宗瀚以及甘肃学政叶昌炽，因为敦煌藏经洞经卷流散海外，这些人都脱不了干系。

而，大英博物馆的这批敦煌文书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斯坦因的捐赠。

苏亦也不阻拦同学们发泄着他们不满的情绪，王永兴同样也不阻拦。

等大家发泄过后，苏亦才说，“英国人确实傲慢，不过他们的傲慢则来源于他们的无知，因为，同样盗卖走敦煌藏经洞的文书，法国却成为西方汉学大本营，甚至巴黎都成为西方的汉学中心，而英国人却在汉学方面，并没有太大的建树。所以，我们不需要跟这无知的人去一般见识，我们要做的就是珍惜咱们这些前辈历经磨难才抄录回来的敦煌文献资料，我们要把这些资料好好利用起来，让我们中国灿烂辉煌的文化重新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与其去谩骂，还不如好好利用这些文献资料去做学术研究。

“其实，向达先生拍摄的这些照片仍然保存在北京图书馆。不过遗憾的是，这些照片没有得到充分利用。1937年又到法国巴黎研究敦煌遗书。1938年，向达带着手抄、拍照、晒图所得的几百万字的资科回国。这些都是相当了不起的成果，为了咱们现在敦煌学的研究提供了极其珍贵的文献资料。”

苏亦对于他们的故事，一一讲述。

“日本学界获悉敦煌文献被法国人运走的消息后，京都大学曾组织‘五教授团’访华，当发现北京的敦煌遗书大都是与宋代以后刊本大藏经相同内容的佛教经籍后他们把目光转向西方。狩野直喜、矢吹庆辉、羽田亨、内腾湖南、石滨纯太郎、神田喜一郎、那波利贞、小岛马、冈崎文夫等人先后前往欧洲调查研究敦煌遗书。其中对中国敦煌俗文学研究起推进作用的是狩野直喜和羽田亨。”

遗憾的是，苏亦最终还是没能把国内到海外抄录敦煌文书这些学者的故事讲述完毕。

因为下课的时间就响起来了。

上台之前，他觉得一节课45分钟足够他发挥了。然而，等着他真正站在台上给同学们讲述这些学术史的时候，花的时间比他预想的还要多，因为台下的学生不断地在提问，苏亦的节奏一度被打断，最终造成的结果就是拖堂。

他甚至来不及讲述藏学家于道泉跟敦煌文书的故事。

不过于道泉跟之前提到的学者不太一样，他并没有抄录敦煌文书，而是把一部关于敦煌文书专著《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带回国。

不过有意思的是，苏亦的这节分享课，还是学生主动拖堂，强烈要求苏亦继续讲述。因为这是中午最后一节课，大家都不愿意离开课堂。

最终还是王永兴出面制止，“同学们不要着急，你们的小师兄未来还会在我的课堂上出现，有的是时间给你们讲述这段历史。所以，都散了吧，都中午了，大家都该饿了，再晚了，估计食堂连馒头都没有了。”

苏亦也说，“大家感兴趣的话，以后咱们再交流，王老师说的对，咱们不急一时，未来机会多多。”

得到肯定的答复，大家还依依不舍地散去。

然而，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散去，很快，就有把王永兴给围住了。

新学期的第一堂课，尤其是敦煌学这种热门课程，同学们心中的疑惑太多，因为王永兴给他们开启了一扇探索敦煌学的知识大门，这里面的每一个知识点，都可以引发同学们的美好遐想。

让苏亦意外的是，不仅有人围住王永兴提问，他也被人围住了。

而且还是以女生为主，他还没走出阶梯教室就被四五个女生围住了。

其中，还有苏亦的熟人。

“黄莺歌，你怎么在这里啊？”

没有错，77级的黄莺歌也在现场。

黄莺歌说，“小师兄，你怎么能这样啊，你进门的时候，我跟你打招呼呢，结果，一转眼就把我给忘记了。”

苏亦说，“我忘了谁也没忘不了学姐你啊，我是问，你不去吃饭，跟同学们围着我干什么。”其实，他来上课的时候，还真注意到这姑娘给他打招呼。因为，从他刚进入教室开始就不断地有学生喊他小师兄，苏亦光顾着点头就够累，哪里还能把注意力分散到每一个人身上，但对着女生的面，这些话肯定是不能说的。

黄莺歌也被他的反问，分散了注意力，“当然，是有问题要问小师兄你了。”

“啥问题？”

“小师兄，你之前在课堂上不是给我们推荐胡适先生关于禅宗史的文章吗？我们想知道具体文章题目，这样去借阅的时候，也方便一些。”

苏亦恍然，“对于胡适禅宗史的文献资料而言，胡适先生原本想撰写一本《中国禅宗史》，但最终没有完成。胡适的禅宗史研究，大多集中于其诸多禅学著述及演讲，也有少部分散见于其他著作中。”

胡适为什么没写成禅宗史，主要是跟他身份太多太过忙碌专注学术时间少有关。

想了想，苏亦就说，“我给你们列一个论文目录吧。”

说着，抽出草稿纸就当场给黄莺歌列论文目录。

其主要著述及演讲有：《禅宗史草稿》（1924-1929年）

《从译本里研究佛教的禅法》（1925年）

《海外读书杂记》（1927年）

《菩提达摩考》（1927年）

《菏泽大师神会传》（1930年）

《楞伽师资记——序》（1931年）

《禅宗在中国的发展》（1932年）

《中国中古思想小史》（1932年）第八章之后的内容，

《坛经考之二·跋日本京都崛川兴圣寺藏北宋惠昕本坛经影印本》（1934年）

《中国禅学的发展》（1934年），《楞伽宗考》（1935年）

《朱子论禅家的方法》（1952年），《六祖坛经原作檀经考》（以后又改正次此说，1952年）

《禅宗史的一个新看法》（1953年）

《禅宗在中国：它的历史和方法》（1953年）

《新校订的敦煌写本神会和尚遗著两种》（1958年）

《宋高僧传里的唐洛京菏泽寺神会传》（1958年）

《呼吁系统地调查多年散失在日本的唐代早期禅宗史料》（1960年），《中国禅学的起来》，《中国禅宗的来历》等等。

还别说，不写不知道一写吓一跳，发现胡适对于禅宗的文章还真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