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兴对于他们的故事，一一讲述。

“在中国的敦煌政府在一批学者的呼吁下有关的考察和研究也开展起来了。在这一过程中，又一批文献被发现。”

“1942年2月至1943年7月向达加入西北史地考察团到敦煌做实地调查，在当地文人那里访查到不少敦煌写卷编成《敦煌余录》其中就有《毛氏郑氏笺注》、《文选》等文学资料。可惜这些资料至今没有印行。”

“1944年元旦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当年的7月初在拆土地庙建职工宿舍的时候常书鸿等艺术家发现了68件经卷.其中就有珍贵的《诗经》残卷。后来研究者发现这批经卷来自藏经洞。”

一节课，课时45分，足够苏亦发挥了。

建国前，不少学者为了抄录敦煌文书，历尽千辛万苦，然而，这种艰难，并不包括胡适，他在巴黎跟伦敦抄录敦煌文书的过程，都非常方便，这主要跟他的身份有关。

1926年，胡适是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方三名委员之一，他以这种身份前往英国。在此期间，先后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翻阅敦煌资料。

因为有官方的身份，他翻阅敦煌文书的时候，并没有受到什么刁难。

而且，他去翻阅这些文书，并非为了抄录，主要是为了做中国禅宗史研究，至于抄录敦煌文书，更多是顺带的。

这一时期的阅读工作，为胡适在后来的禅宗史研究提供了文献史料支持。从1926年开始，直到1962年，对敦煌文献的研究，始终是胡适研究中国早期禅宗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几篇重要的禅宗史研究文章也都是建立在敦煌手抄本的基础上完成的。

正是由于敦煌文献所具有的原始性，使得敦煌文献在胡适禅宗史的研究中，具有独特的地位。

可以说，胡适在研究早期禅宗史过程中，敦煌文献是其最为重要的一手资料。

不过他去翻阅这些敦煌文书的目的是为了编著他的？《中国禅宗史》。只是可惜他最终也未能完成一部完整的《中国禅宗史》，这确实是一大遗憾。

然而，他的行为跟刘半农他们一抄录就是好几年的学者来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所以，苏亦对胡适这段经历，只是一笔带过。

但对于他关于禅宗史方面的论文，苏亦却没有选择疏忽，“同学们，对禅宗历史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观看一下胡适先生的一些文章，当然，如果诸位对密宗感兴趣的话，就可以去翻看一下周一良先生的论文tantrisminchina，这些都是佛教史上著名的文章，值得同学们阅读。”

然而，苏亦也没有深入讲解，毕竟这些话都有些跑题了。

所以苏亦回归到其他抄录敦煌文书的学者身上。

他接下来说的就是大家都熟悉郑振铎。

这位先生1958年10月17日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突然失事遇难殉职，年仅60岁。

“但郑先生在1927年的时候，曾经避难巴黎。他在巴黎国家图书馆借到的第一份中国古籍便是敦煌文书。也曾经抄录部分文书，1928年回国1929年发表《敦煌的俗文学》和《词的启源》后来又将所得俗文学整理出版。”

“小师兄，好端端的，郑部长为什么要去法国避难啊？”

他刚说完这段经历，台下就有些学生发问。

苏亦简单解释，“1927年2月，郑振铎与叶绍钧、胡愈之等人发起成立上海著作人公会，公会积极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后的革命活动。四·一二政变后，他与胡愈之等人致信国民党当局，强烈抗议屠杀革命群众，为此险遭逮捕。5月，他乘船到欧洲避难和游学。先后在在法、英等国家图书馆里工作，这期间，郑先生博览群书，也写了诸多著作，而，抄录敦煌文书也只是他其中一部分工作。”

就算屡遭拒绝，国内的学者也没有放弃在海外抄录敦煌文书。

除了浦江之外，同样还有学者继续前往大英博物馆抄录文书。

“北平图书馆对流失在海外的敦煌文书的搜集一直在持续，并没有浦江的遭遇而停滞不前，1934年秋北平图书馆负责人袁同礼派编撰部索引组组长王重民前往巴黎查阅和编辑摄影敦煌遗书，直至1940年德国军队占领巴黎才前往美国。期间，1935年年底，王重民又利用圣诞节假期前往伦敦观看敦煌卷子。王重民从1934年开始在法国国立图书馆工作，整整5年期间，他拍摄了3万张关于敦煌遗书的微缩胶片，工作的繁重难以想象。一直到1947年，王重民夫妇在滞留国外十多年后才回国。”

“在向达先生的通信之中，曾经记录过这个过程：1936年9月至1937年8月我在不列颠博物馆阅读敦煌卷子。因为小翟理斯博士的留难，一年之间看到的汉文和回鹘文卷子共才五百卷左右.....我所看到的其中重要的部分都替北京图书馆照了相(当时并替清华大学也照了一分)后来王有三先生到伦敦又替北京图书馆补照了一些……”

说着，苏亦还声情并茂的朗读向达先生的这些书信原文。

这段文字，他多少有些印象深刻。

之前，他在文史楼考古专业阅览室他就观看了向达先生翻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然后顺带翻看了他的其他作者。

北大历史系其他先生的文章著作，苏亦可以不读，但向达先生的文章，苏亦必须要读，因为向觉明先生从某种意义来说就是苏亦的师爷，因为宿白先生当年在北大文研所读研的时候，就师从向达以及毛准两位先生，向达和毛准两位就商量一家一半，让宿白上午到文科研究所考古组，下午到图书馆。

当时，向达先生就是北大图书馆馆长，他担任北大图书馆馆长的期间，可以说北大师生最为幸福的时间段，因为向先生直接允许北大的老师直接进入书库里面看书。

不过北大图书馆这个风气好像保留下来了。

苏亦听说，现在的北大图书馆，不仅允许老师到书库阅读书记，对于他们这些研究生也是开放的，如果有需要，拿着研究生的借书证过去图书馆，就可以进入书库看书。

这种福利，后世的北大学子想都不要想。

听到苏亦这些讲述。

台下的同学们愤慨不已。

“这些混蛋，这些经书明明是从咱们国家流散出去的，他们凭啥不让我们去抄录？拍照？这些该死的英国佬。”

“对，还有该死的斯坦因，都是因为这个该死的家伙，不然，咱们敦煌经卷怎么会流失到大英博物馆。”

“对，还有该死的王道士，这个文盲，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究竟犯了什么滔天大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