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录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佛教文献研究大陆本有吕微和内学院奠定的极好基础�6�5然而非常遗憾的是这样一种深潜持重的优良学风在建国以后并没有得到继续�6�5理论和概念先行的研究模式较为流行�6�5这对于佛教文献的整理冲击不小�6�5在以后的几十年里�6�5中国的佛教研究当然也包括佛教文献研究完全陷入了停顿的状态。然而在同时欧美以及东派日本的汉学家们�6�5他们在这种一切推论都建立在细致的文本研究的基础上的良好传统下�6�5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6�5比如完成于五十年代初期的戴密微先生的巨著《吐蕃僧净记》�6�5该书主要内容是关于汉僧摩诃衍同印度僧人莲花戒在八世纪末的一场宗教辩论的汉文史料�6�5以及史料的详细甄别和研究。对于此书谢和耐教授的评语是“书中有许多学识横溢的注释�6�5每一条注释都堪为百科全书的一重要条目。”谢和耐教授本人为戴密微先生的弟子�6�5也于四十年代末完成了中国佛教经济史方面极有影响的巨著《中国一世纪的寺院经济》�6�5‘此书对历史文献也有精湛的研究。五十年代末荷兰的许理和先生发表了他的博士论文《佛教征服中国》跳。
说到陈寅恪先生的时候，周一良神情再度黯然。
显然，对于陈寅恪的“破门之罚”，他依旧耿耿于怀。
这件事，苏亦也没法劝慰。
这是周一良此生的遗憾，也是他此生的心结，任何人都无法去劝慰。
除非是陈寅恪先生再度重生。
所以，苏亦也只能听周一良先生提及陈寅恪的先生的往事，当然，也肯定不会错过陈垣先生。
二陈的故事，似乎永远都是如影相随。
提到一人就没有忽略另外一人，更不要说，苏亦还是新会人了。
不过，周一良口中的陈寅恪先生跟邓广铭口中的陈寅恪似乎不是同一个人。
陈对于两人的影响也是不同的。
对于周一良来说，无疑是更深刻，因为，邓广铭先生并非陈门弟子，他虽然做过陈寅恪的助手，但学术传承并非来自于陈寅恪。
但周一良不一样，他可是被誉为最有可能继承陈寅恪衣钵的存在。
也真是这种深厚的关系，才让他下半生对陈寅恪始终怀有一种负罪感。
也真是因为如此，他讲述着跟陈寅恪的故事更加的温馨，可也是这样，也让人听起来不是滋味。
你能去责怪眼前这个老人吗？
当然可以责怪。
毕竟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的付出相应的代价，就算是周也是如此。
他身处那个时代那个背景之下，就一定要做那样的选择吗？
也并非如此。
但他偏偏就是这样选择了。
所以，也难怪他周边的友人，对于他责骂，还有人称为他无耻之尤。
当苏亦说，自己稍微熟悉的曰本学者之后白鸟库吉的时候，周一良就笑了。
“你之前还提到蒙满回藏鲜之学，确实应该熟悉他，他应该算是这个方面的鼻祖了。”
白鸟库吉，这个名字，苏亦想不听说过都难。
白鸟库吉，日本东洋史学界泰斗，日本东洋史学东京文献学派创始人。曾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为日本昭和天皇裕仁在东宫时代的侍讲（帝师）。他是日本近代对北方民族、西域史、朝鲜史、蒙古学、中国神话研究的开拓者，被视为日本近代“西域史、朝鲜史、蒙古学的最高权威”，一生在人种、语言、宗教、历史，民俗，神话，传说，考古等领域贡献颇多，世有日本近代东洋史学界的“太阳”尊称。
同时代，唯一可以跟其相提并论的，或许就是内藤湖南了。
一个称为东大学派另一个被称为京大学派，就是东京大学跟京都大学。
这个家伙，是啥人？
就是曰本蒙满回藏鲜之学才推动者。
从日本的明治维新之后也就是中国的晚清时代起，日本就对满蒙怀有领土要求，这一点，从明治年间突然风起云涌的满蒙研究就可以看出。
1908年，白鸟库吉在满铁总裁后藤新平的支持下，建立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陆续出版《满洲历史地理》(1913)、《朝鲜历史地理》(1913)，建立“白山黑水文库”，在1915年更出版《满蒙研究汇报》，大大推动了日本上下对朝鲜、满洲、蒙古的历史研究与现实关切。
说着，周一良又分享白鸟库吉博士向陈寅恪请教所谓中亚史问题的故事。
不过这个故事，并非周一良本人，而是陈门的另外一个弟子——蓝文征。
“民国二十二年我在日本，有天在东洋文库吃饭，饭后大家闲谈，白鸟库吉称我‘蓝君’，我心里很不舒服，我在东北大学已当了好多年教授，不称我‘蓝教授’也当称我‘蓝先生’，但我不好表现出来。”
“当时，和田清跑东北，回来拿了一张中国的地契，说是三百年前明末的东西，赞叹不绝，大家传观，传到清水博士，他递与我先看，我看过了又交与他，他看了问我意见，我答以‘此非明末文件，而是光绪时文件，和田以为是弘光，我看是光绪，写地契的人写错了，把绪字的纟旁写成弓，把者写成了厶，如此而已。’”
“白鸟坐在对面不远，听到了，很惊讶，他要我再看看，我业已看过，我不再看。但说：‘这纸是清末流行东北的双找纸，又厚又粗，不是明纸；钱的单位用吊，这是清制，明制为贯或缗，它的格式为清末至今通行的格式。’白鸟点头，和田清过来和我握手致谢。”
“白鸟又说：‘蓝君，你认不认得陈教授？’我答：‘是不是陈援庵先生？’他说：‘不是，是陈寅恪先生。’我说：‘那是恩师。’白鸟一听马上隔桌趋前伸过手来。”
“白鸟在日本史学界，被捧得如太阳，如何对陈先生如此佩服、尊敬呢？他说了，他研究中亚史问题，遇到困难，写信请教奥国学者，复信说向柏林大学某教授请教，而柏林大学的复信说应请教陈教授，当时钱稻孙度春假来日，正住隔房，他说可以代为求教陈教授，钱的春假未完，陈教授的复信已到，而问题也解决了。他说如无陈教授的帮助，可能至死不解。”
整个故事听完。
苏亦只能感慨，陈寅恪先生牛掰。
陈寅恪先生确实牛，牛到近乎被神话的地步。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喜欢陈寅恪先生的学问，尤其是对他的考究之学，觉得太过于细碎拖沓。
至于沙畹，一个法国人，也没啥好说的。
周一良对曰本的诸多学者如数家珍，苏亦也不意外。
因为，周一良对日本史和亚洲史造诣尤深，苏亦是知道的，1949年以前曾讲授日本史。建国后，他创设亚洲各国史课程，培养了一批亚洲史及日本史的教学和研究人才。
毕竟，他1939年到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入远东语文系，主修曰本语言文学，并学梵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兼在哈佛大学陆军特别训练班教日语。1944年获博士学位后，还担任了一年多的哈佛大学日语教员，直到1946年才回国。
所以，在五十年代，周一良还经常出访曰本，甚至有曰本人过来访问，还担任过日语翻译，他的日语水平以及曰本史的造诣，在国内的教授中，绝对算一流的。
至于周一良，一个早年间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人，为什么在五十年代突然研究亚洲各国历史，就跟当时的国家大环境有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