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几乎变成了全校。

因为初中部老师也想去看，他们的理由很充分，苏亦是初中毕业就考研的，初中生也可以听，万一听了报告以后可以再来一个呢，就赚大发了。

这种可能性虽然很小，但谁也不敢笃定就没有。

最后闹到了校长办公室，苏德章也没法子，只好同意，毕竟是自家孙子的报告，人数当然多多益善，场面当然是越大越好，唯一的前提是苏亦不会怯场，然而，以苏德章对自己孙子的了解，这种场面还太小了。

所以，苏德章早就做好预案，报告现场从风采堂转移到旁边的新会书院。

这个时候，书院还属于一中的校舍，并没有被拆分出去。

跟风采堂一样，书院一开始并不是学堂，书院的前身是县衙所在地，民国初年，袁世凯为了筹集军费，要求各地变卖公产，时任新会县知事便以县衙破旧为借口公开拍卖，然后开平的余姓大族就打算投标了，因为风采堂也是余姓后人的说法。

一个外地人过来投标，新会本地人当然不肯，于是，有识之士筹钱投标，不能便宜外地人，才把县衙拍下来，决定兴建书院，为新会培养人才，惠及各乡子弟。

于是，苏亦的今天这场学习心得报告会就从新会书院开始讲起。

他坐在场上，环绕四周之后，问，“在场的诸位，知道咱们新会书院前身是叫什么吗？”

“阖邑书院。”

台下众人答。

显然，大家对书院的历史并不陌生。

“那么大家知道书院是什么建成的吗？”

“1918年动工，1927年建成。”

这一点，台下的学生并不陌生。

实际上，苏亦他们入学第一课就是由校长讲新会一中的历史，这些确实不会忘。

书院一开始就是又各氏族出资合建，所以一开始院曾供奉全县94个姓氏的3721个神位，所以一开始也被称为百姓祠。

只不过后来因故，被清空了，毕竟这玩意属于封建残余。

因为新会为侨乡，书院也不像传统的书院建筑，而是采用了木石砖瓦结构的晚清岭南祠堂风格建筑，而且，还是由著名的华侨建筑师林护设计的，林护其人也是挺有才华的，曾经设计了广州沙面万国银行和梧州中山纪念堂，林护虽然没有吕彦直出名，但作品还是不少，而且在新会却是大名人。

所以，整个书院的建筑融入了大量的西洋风格，其规模在岭南仅次于广州陈家祠。

建筑面积比风采堂大多了。

这也是为什么报告会会被挪到这边的缘故。

关于苏亦的几个问题，大家都可以答出来，然后苏亦又问，“那么有谁知道，新会书院这几个字是谁提的吗？”

这一下子就把众人给问哑火了。

苏亦也不为难大家，给他们答案，“是广州光孝寺的原主持铁禅大师题词的，这一点，书院内就有些介绍，结果大家却疏忽了。这样一来，老师的作用性就体现出来了。就好像考试一样，有了老师引导，我们才不会一头雾水，如果在课堂上认真听见，则事半功倍，被自学效率高太多了。所以，诸位要珍惜在课堂的每一分每一秒的机会。”

这其实都是套话，大家并不都全信，台下就学生质疑了，“学弟，你也不是听老师讲课而考上北大的啊。”

“错了，我的老师很多，我奶奶是咱们一中的语文老师，爷爷也是一中的老师，妈妈爸爸是老师，叔叔是老师，姑姑是老师，我全家除了小叔之外，都是老师，所以我是个例，不合适大家，但老师的重要性却不能忽略的。至于，我爷爷，也就是咱们一中的校长，我想大家都应该熟悉了，不用我多介绍了吧。”

他这话一出来，台下一片哄笑。

所以苏亦今天这场演讲的题目其实也可以叫《我的爷爷是校长》，这是玩笑，实际情况是这个年代资料有限，学生自习效率极为低下，拼的就是师资，这个方面新会一中并不弱于全国的任何地方。

就好像他爷爷，以前就是大学教授现在回来一中当校长，这待遇，后世基本上没，在这年代却可以有。

说到这里，台下还有学生打算提问，就被苏亦制止了，“后面还有提问环节。”

说着，他又问，“说到校长，大家知道咱们一中的首任校长是谁吗？”

“谭镳！”

“谭校长。”

“是的！就是谭镳校长，他是咱们新会人的骄傲梁启超先生的表兄，光绪十五年中已丑恩科乡试第九名举人，参与公交上车，推动了维新变法。在任校长期间为咱们新会的人才培养做出来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所以他也是我们一中人永远的校长。我是学考古的，广义来讲也属于历史学，所以，我今天的报告会更多还是从历史方面来说跟大家分享我的学习心得。”

谭镳是新会的名人，这点毋容置疑。

然而，他最让苏亦印象深刻的，除了他是一中的校长之外，还因为他在考古方面的造诣。

1916年广州东山龟岗发掘古墓，他断定为南越王墓冢。

这也是广州发掘的“赵胡墓”的由来。

一开始，关注此墓的谭镳经过考证，推断此墓为西汉南越国时期的“贵人”墓，并根据墓中玉璧的出土，提出了“赵胡墓”的猜想，但当时并未下定论。

结果，另一位金石学家蔡守在十五年后回顾该墓的发掘时，引用谭镳呈文，但却将谭文中“必南越贵人”改为“必为南越王者”，后来蔡守还将刻字木板的拓片寄给王国维、罗振玉、梁启超等著名学者以求证。

王国维从文献出发，提出汉代帝王墓葬使用的槨木为“黄肠”，故后来梁启超将这些刻字木板称之为“黄肠木刻”，这也间接认可了龟岗大墓为赵胡墓的观点。

此后学者多援引这一说法，将墓中出土的刻字木板称为“南越王胡冢出土的黄肠木刻”。

直至1976年，学者简又文在《西汉黄肠木刻》一文中仍肯定蔡守这一观点。

这个说法，按照现在的考古学来判定，是极为不严谨的。

然而，这也是一种猜测。

并没有下定论。

然而，不能否定谭镳在这方面的造诣。

所以当苏亦把“赵胡墓”的由来分享给台下的一中学生听的时候，众人也一阵诧异。

原来我们的谭镳校长也干考古出身的啊。

谭镳当然跟考古不沾边，但他喜书籍和文物。

黎昀在《谭镳所藏古物歌》中有“先生插架三万篇，嗜好日与古为缘”之句。他搜藏文物是为了考证历史，所写《冈州考》、《古钱谱》，有独见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