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本不是一个擅长讲故事的人，但我相信，我的故事会很吸引人。不是因为我能说，而是，因为生活本身太精彩。

现在想起来，那时候也很开心，但在当时，却觉得很不开心。很多事情，要等到事过境迁之后，你才能得出一个正确的评价，就像一个人，总要等到他死后，才能给他盖棺定论。

因为迟迟不能盖棺定论，所以我们的痛苦总是遥遥无期。过了数年之后一想，其实那痛苦根本不算啥，所有的问题，只是时间问题。就像重感冒，不管吃什么药统统无用，总归要等六七八九天后，方可痊愈。

那年，是2004年，我20岁。高中毕业后，考不上大学，我先是在一家酒店当了一年的服务员，后来发现卖啤酒的提成不错，于是干脆与一家啤酒商达成协议，跑到一家夜总会卖啤酒。

如果你去过夜总会，你便知道那里有多么吸引人，灯红酒绿，衣香鬓影，我喜欢在明明灭灭的灯光中，提着一小桶一小桶的啤酒给各个房间送货。

有时候，客人叫我喝酒，我会二话不说，把笔和小本子播在短裙子腰间的皮带上，便直接拿起小小的啤酒瓶，一饮而尽。

一般来说，客人见我如此爽快，往往都不会再为难我，毕竟他们到夜总会来，目的就是寻欢作乐，根本没有必要在一个豪饮的啤酒妹身上花太多的时间。

在客人的掌声中，我会展开满脸微笑，一一向他们致谢，客人开心了，才会更豪气地大声吩咐我：“再来一打。”

一打是12支，我便又挣了12元。我推销的啤酒是一种包装很精美的进口啤酒，小小的一瓶，每瓶售价10元，每卖出一瓶，我可以提成1元。

最多的时候，我一个晚上挣过600元。记不清当天晚上喝过多少酒，说过多少话了，反正凌晨三点下班的时候，我肚子灌满了啤酒，步履摇摆，可是手中依然紧紧地抓着一本小小的本子，那上面清楚地记录着各个房间叫啤酒的数量。那是我与啤酒商对账的“账本”，每月就凭账本上的记录领取薪水。

第二天早上醒来，我竟然发现自己睡在夜总会杂物房的一张破沙发上。四处静悄悄的，斑驳的阳光从窗外打进来。我摇摇晃晃地从长长的走廊上穿过，一间间房间已被收拾干净，夜总会规定每天下班前要搞完卫生方可下班，所以服务员把烂醉如泥的我安顿在杂物房。

我扯扯身上短短的裙子，紧紧地拿着“账本”，走出夜总会的门口。外面的阳光灿烂无比，是一个美好的秋日，可是在我看来只感觉刺眼无比。

我的理想是，在夜总会卖三年啤酒，然后，用所挣得的钱，开一间小小的酒庄，专卖各种各样的红酒，或者干脆拿某种品牌的酒在本地的代理权来经营，那应该算是不错的生意。

现在想来，如果没有遇到彪哥，我这个愿意也许早就实现了，也许用不了三年，两年，或两年半就可以了。

我有两个很好的朋友，我们合租在这座城市的城乡结合部的一间旧房子里。四周的房子很破败，但我们三个人常常打扮得花枝招展地招摇过市。

如果我们不说，谁会想到我们住在城乡结合部？每一季的新衣服，我们都要买来武装自己的身体。对于女人来说，武装自己的身体，与武装自己的头脑，同样重要。前者是情商，后者是智商，而现实你也知道，情商比智智更具含金量。

作为女人，你可以条件不好，你可以长相不美，但切莫放弃扮靓。一个女人丧失了扮靓的兴致，便意味着丧失了全世界。

我的两个好朋友，一个叫阿丽，一个叫胜南。阿丽是粤西的，胜南是粤北的。而我，祖祖辈辈都在这座城市生活，虽然家境一般，但与阿丽和胜南对比，已算悬殊。她们之所以到这里来，是因为家境贫困，家中一众老小盼望她们挣大钱衣锦还乡，解救家中诸人于水深火热之中。

而我之所以从家中出来，是不想承受父母的唠叨。我高中忙于恋爱，考得一团糟。父母想我复读一年，我坚决拒绝了。三个月不到，那个发誓要爱我一万年的家伙在大学开发了新恋情，我成了家中嘴仗中的落水狗。

在家人的眼中，我是一个异端。哥哥和姐姐学习成绩都很好，大学毕业后都找到了非常体面的工作，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我实在令他们太失望了。

他们对我失望，但我对自己没有失望。我觉得，高考失利对我来说，并不是我人生的失败，我总觉得自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注定是要通过另外的途径取得属于自己的成功。所以我每天的理想，就是卖很多很多的啤酒，然后开一间酒庄。

酒庄开业的时候，我要在两边摆满花篮，请我的父母和哥哥姐姐们一起来剪彩，再请来各种礼仪队在门外敲锣打鼓，让他们在震天的鼓声中领会什么叫天要降大任于斯人者，必先让其高考失利，情场失意……

我与阿丽和胜南的认识，纯属机缘巧合。

阿丽是发廊女，专业给客人洗头。一般情况下，她只负责在发廊给客人洗头，洗一个头发廊收费10元，她可以提成3元。有时候客人有另外的需要，比如想带她出去聊天吃宵夜之类的“外勤”，需要另付50元“管理费”给发廊。

对于这50元的“管理费”，阿丽颇有意见。有次她向我抱怨道：“我与客人出街吃宵夜聊天，又不费发廊的水电，为什么要人家交管理费？”

我安慰她：“凡是收管理费的，都是不管理的人，人家才收你50元便让你自由地跟客人出去挣大钱，你该开心才是。”

阿丽总是气急败坏地解释：“人家客人请女孩子出去聊天，心里会限定一个数额，原定80元开支的，给了发廓50元，给我的就只有30元了。”

我慢腾腾地说：“那你可以不去呀，呆在发廊里慢慢洗头，一个晚上洗10个头，也可以挣30元。”

她想了一下，觉得自己还是没亏，于是便笑笑不与我计较。我却继续取笑她：“其实，还有一个更容易挣钱的办法：裤带松一松……”

她便会过来打我，捂我的嘴，不让我说下去。她当然不会真的生气，所以在她面前我什么都敢说。

其实我很了解她，为了挣钱，她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但她有个原则：只卖艺不卖身，堪称德艺双馨。

胜男与阿丽的工作差不多，她在一家正规的按摩馆按摩，不过她习惯了称之为“按摩场”，香港人喜欢称之为“骨场”，按摩女称为“骨妹”。不过胜男极不喜欢“按摩女”这个说法，因为她觉得自己与阿丽一样，也是卖艺不卖身。

其实不管是阿丽的洗头，还是胜男的按摩，我都一一在城乡结合部的破房子里尝试过。老实说，我觉得她们的技术一般。不过对于我不是很满意的表情，她们都作出了合理的解释。阿丽说：“我只学了一小时。”胜男说：“我学了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