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志明的怪招》

一，用“求”比“不求”。

传教士远志明的“比较”法十分奇特，他说：“基督教强调人的原罪和有限之不可克服”，中国文化却“对人的品性完美之可能坚信不疑”，“所以，中国人对己自求、对人苛求、向上仰求”。

远志明是拿读者开心。洋教求天主的话是：“我等望尔，今日与我，我日用粮。尔免我债，如我亦免负我债者。又不许我陷于诱感。乃救我于凶恶，阿门。”他们天天找耶和华“要饭”，远志明身为传教士，怎么不会念经呀？

再说“对人苛求”：耶和华说：“祭祀别神，不单单祭祀耶和华的，那人必要灭绝。”（出22：20）“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太12：30）这种理论适合啥？打宗教战争。还有这样的话：“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惟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太12：31)这种理论又适合啥？反异端、杀科学家！

基督教拜上帝，拜了“上”帝不求“上”？这不是开玩笑吗。

二，用中国的“长城”，比外国的“扩张”。

远志明等人在《河殇》中说：秦始皇“不像亚历山大那样四处游荡”，而是修建了长城。在明朝时期，“欧洲已经拥有火器装备的海军四处侵略，而中国还只知道修筑万里长城”，他们认为：长城“代表著封闭，保守”和“不出击”。

这种论述很古怪。中国，英国和罗马都有长城，东西方都有扩张的历史。长城属于防线，我们不知道洋人修个防线有什么不对。单说明朝的扩张和征伐：公元1370年，邓俞征吐蕃，1381年秋，傅友德攻云南，1406年，朱能、沐晟、张辅攻安南，1408年郑和第三次远航，途中活捉锡兰国王。1409年，亦失哈平女真，1410年—1424年，明成祖五伐蒙古，1439年，沐升攻麓川。。。《明史》记载：永乐帝时期“六师屡出，漠北尘清”，“四方宾服，受朝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另记录“朝鲜入贡者六，自是岁时贡贺为常。琉球中山、山北、山南、暹罗、占城、爪哇西王、日本、剌泥、安南入贡。”（《明史》卷六本纪第六）这种资料太多了。

《剑桥中国明代史》记载了明朝扩张的事实，并指出“中国人的优越火器技术使得明朝永远地利刃在手。”至于“封闭，保守”，西方的宗教裁判所，当时还没关张吧。

80年代末，这种小戏法竟然获得了全国莽汉的喝彩。

三，用“不平等”比“平等”。

可能是洪秀全的故事没说清，“基督教讲平等”这一说法越传越广。远志明说：“基督教强调人人平等地被创造”，而中国文化”“是一种等级有序的文化”。

先秦时期，儒家有道德和人格平等思想，如孟子认为：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子夏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汉时“三纲”出现后，平等思想被官方逐渐排斥。佛教讲“一切众生悉，皆平等”，“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就更不用说了。那么，基督教讲平等吗？非也！

《圣经》中有如下的话：

“你若买希伯来人作奴仆，他必服事你六年，第七年他可以自由，白白地出去。”（出21：2）

“人若卖女儿作婢女，婢女不可像男仆那样出去。”（出21：7）

“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她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林前14：34).

总而言之，说基督教平等，还不如说尼采的那句话：“基督教道德乃是江湖骗术”。

《略论余j，石之轩等一群怪类》

一，用“杀文人学者”，比“不杀文人学者”。

“拿自己臀部，比别人的嘴”，这种贬损中国历史、文化的行为艺术很常见。作家余j在谈论东西方历史时发出怪招，他说：

“欧洲的文人学者也曾因为批评当权者而遭到迫害，如伏尔泰等人就曾被国王投进监狱，但一般不会遭到杀害。满清之文字狱，次数之频繁、株连之广泛、处罚之残酷，超过了此前所有朝代。”

既然如此，我请问：教会是怎样杀害知识分子的？

415年，杀女科学家海帕西娅，1210年，杀泛神论者阿摩利的十个弟子。后来，又将巴黎大学教师西格尔活活打死。1327年，杀意大利科学家阿斯科里，1415年，杀害反对“免罪符”和德国压迫的捷克主教胡斯，转年杀其弟子杰罗姆，引发胡斯战争。1546年，杀人道主义者艾蒂安·多莱，1553年，杀科学家塞尔维特，1564年，判意大利科学家维萨里死刑，他获得赦免后却又失踪，1600年，杀科学家布鲁诺，1750年，以“形式异端罪”之名，杀塞维利亚市长奥拉维德斯。英国科学家罗杰·培根，被教会长期关押，出狱不久即去世。意大利作家薄伽丘著《十日谈》，因遭教会迫害险些将书烧毁。法国作家拉伯雷著《巨人传》，亦受迫害四处逃亡。

宗教裁判所残害学者的事脍炙人口，余j还提什么“欧洲的迫害”，思想之奇，天愁地惨。

二，用希腊的“清高”比中国的“官迷”。

余j说：“春秋时期的士人热衷于‘争鸣’”，目的是“顺利进入到权力体系之中；古希腊的‘智者’和‘哲人’也喜欢‘辩论’”，目的“是为了追求纯粹的真理、追求思维的乐趣。”中国很多思想家“最大的理想都是成为无限风光的‘帝王师’”。

余j的说法不对，很多春秋思想家并不贪权。

当年鲁国政治腐败，孔子立刻辞职，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孔子只是把做官当成推行思想的途径。越王要给墨子五百里封地，墨子说：“越王采纳我的主张，我就前往”，“怎能因封地而去？”，“越王不采纳我的主张，我就前往，那就是出卖了‘义’”（详见《墨子·鲁问》）。堂谿公劝韩非子保护好自己，不要和商鞅、吴起一样被人杀害。韩非子说：“我不怕昏君的祸患，必须用法统一民众利益。”害怕昏君和死亡是“贪鄙的行为”（详见《韩非子·问田》）。至于老、庄，他们更不愿意做官啦。

老子担任过周朝的“守藏室史”，负责管理图书文献，后来出函谷关归隐了。楚王请两个大夫去请庄子做官，庄子认为：死后尊贵的神龟，还不如活于泥水，因此不愿为官。（详见《庄子·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