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阿根廷：“自1930年乌里武鲁第一次发动政变，阿根廷便呈现长期动荡不安、政变迭起的局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以后，主要的政变事件有：1943年6月‘联合军官团’发动政变，庇隆掌握实权；1955年9月，军队政变，庇隆垮台；1955年11月，阿兰布鲁将军在政变中上台；1962年3月，吉多政变成功，出任总统。。。”此外，书中还记载了翁加尼亚、拉努塞、魏地拉等人的政变事件。

说到非洲，哪里基督徒多？津巴布韦、乌干达、刚果（金）、纳米比亚。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死了一百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8，这个国家55%的人是基督徒。津巴布韦爆发恶性通货膨胀，“一位大妈抱着总值3万亿津巴布韦元的钞票搭公车，只为了支付约合3.5元人民币的车费。”（2009年8月18日中新网刊登），至于斯威士兰，“根据该国官方23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斯威士兰42.2%的孕妇都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2009年2月25日新华网刊登）杨小凯谈谈这些，岂不更痛快！

《袁伟时对强盗的深厚友情》

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撰写《是爱国壮举还是有悖文明行为》一文，他血脉膨胀、劈里啪啦放丧炮一般大骂义和团，并为侵略者开脱罪责，好似屠杀团民的袁世凯附体。看来，他最爱的就是强盗，你要抢他东西，他准管孝敬你。以下是对此人美化强盗理论的反驳：

一，教民所谓的“友好，帮助”是什么？

袁伟时为义和团时期的“洋和尚”辩护道：“又以传教士来说，他们良莠不齐，其中固然有仗势欺人的不法之徒，也有为中国的文化教育医药乃至外交和其他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友好人士。翻翻19世纪中国教育史、新闻史、法律史、翻译出版史和科学技术和医药卫生发展的历史，那一领域没有得到西方在华友好人士的帮助？”

整体上讲，洋教士不能与“西方友好人士”相混淆。《中国近代史》（范文澜著）收录了教会大量的丑恶行经，比如：

“洋人爱某处房宅，其人不卖，则寻一无业奸民指为己物，卖与洋人，并串通书吏窃印文约，洋人则据为己有，驱逐业主”（光绪二十二年总理衙门奏）。“并有强指绅士华丽房屋，为昔年教堂，偪令民间退让之事。甚至将有碍体制之地，及公所、会馆、庙宇，为阖地绅民最为尊崇者，均任意索取，抵给教堂。”（总署给各国议办传教节略）教士“直如一国之中，有无数自专自主之敌国者。”“山东邹县西南乡教堂教士，向商贾收税，苛虐异常；福建主教发买执照，每张洋二十四元，良民有此，始免教士凌虐，奸民有此，即可乡里横行”。

范文澜先生还记述：长治天主堂“收进田产一百一十七份，其中买的八十三份，典的八份，献的十七份，让的五份，换的、罚的、补足、布施各一份。罚、让、献都是霸占，买、典同样近于霸占，因为买价十分便宜”，“正定天主堂的藁城县地契记载着一八八一年买‘庄窠二亩有余’（编号四十四号），买价六千文。”“一时江苏、江西、湖北、四川、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奉天、广东。。。等省都发生教士以还堂名义霸占田产的事件。”

连侵略军头子瓦德西都承认：“美国方面，常有一种巨大错误，即所委托之牧师，往往其人德性方面即不相称，职务方面亦未经训练。此辈常以服务教会为纯粹面包问题”。说白了，教士乃是一群骗子、饭桶和伪人。

再看联军进北京后教士干了些什么？“一个回国的士兵叙述说：从北堂我们开向皇宫。修道士跟着我们去”。“我们奉命在城中为所欲为三天，爱杀就杀，爱拿就拿，实际抢了八天。教士们做我们的向导。”（《义和团运动史论丛》）

这些人若在抢劫、杀人等多种“事业”中，对袁伟时进行一通“帮助”，他是要去道谢的——这点倒不难确定。

二，教民与中国群众的纠纷能否“秉公解决”？

老袁在昏迷中说出一段话：对于教民和平民之间的矛盾，“清政府总结经验后已经懂得，督促神职人员约束教徒和官员及时依法秉公审理有关案件，矛盾通常都能得到解决。”因此，义和团杀教民乃是无理行径云云。

我们以《中国近代史》所示资料进行反驳。请看当时“依法秉公”的状况：

“民控教则拘传不到，教控民则挟制忿争。”（禀覆教民案件）“入教华民大率败类，一经入教，鱼肉乡民。教士每依为心腹，恃作爪牙，一遇斗殴，必相袒护，数十年来总理衙门办理教案，从未见教士责罚教民之事。”（光绪二十二年总署遵议教案章程奏）“四川教民妇女骗赖平民租榖，反将平民戳伤杀死，法国主教擅用文移为之说情，教民妇女竟未拟抵。”（《总署给各国议办传教节略》）

再看这一段：“四川殴毙教士李国一案，实因教民逼人退婚而起。”“凶何彩正法，刘福拟绞。而教民杀死平民，及历年诈磕奸掳焚杀夙称首恶之教民王学鼎、张添兴（原文左树心旁，右兴字，暂代，笔者注）等虽已议罪，迄未到案。”请问，这是什么“秉公解决”？

三，袁伟时要感谢侵略军？

在评价“义和团攻打西什库教堂”时，袁伟时称赞洋兵说：“43名水兵官兵协助固守西什库教堂，拯救了三千多位中外教徒的生命。”“增调的451名使馆卫队功不可没！他们减少了中国政府和暴民的罪责，善莫大焉！”

袁伟时跪错了坟头，他应该感谢西太后、荣禄这两头老驴。围攻西什库教堂和使馆，是由慈禧授意，荣禄策划的一场牺牲义和团的阴谋。

此次战斗，是从6月中旬至8月中旬，进攻者包括董福祥军，荣禄军与义和团，难道近10万人，却打不下6千男女、几百卫兵吗？倒是洋人说了段话，等于把袁伟时反驳了：“荣禄与法国教士友谊甚好，暗中维持，命军队不必猛攻，实有一种延缓之政策，与其所施于使馆者同。”（辛普生《庚子使馆被围记》）

西太后也不打自招，说：“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的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庚子西狩丛谈》）6月28日，她随即“给各国使馆蔬果食物，以示慰问。”慈禧怎么想的，老袁真看不出来？

四，什么叫“国际正常秩序”？

袁伟时认为：义和团“干的是残害民众、破坏社会秩序和正常国际关系的勾当。”

香港教科书曾论述“义和团产生的背景”包括“列强侵略”，对此，袁伟时承认“说的是真实的历史。”（《是爱国壮举还是有悖文明行为》）他还承认：“19世纪5次重要的对外战争，每次都以丧权辱国告终。”“清政府被迫签订的《天津条约》是不平等条约。”（《为何、何时、如何“反帝反封建”？》）既然如此，何来破坏“正常国际关系”一说？

《南京条约》、《北京条约》、《中法新约》、《马关条约》，这些文件的内容，我还用说吗？袁伟时竟把“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说成是“正常国际关系”的表现。如果日本鬼子来了，袁伟时很可能会当汉奸。因为，他要维护那些狗日的“正常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