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德认为：“而无奈瓜分政策，又不可遽实行于今日。”“故义和团之运动，实由其爱国之心所发，以强中国，拒外人为目的者也。”他在日后还承认：“人民群众的武装起义保全了帝国的领土完整，它们使外国列强慑于群众起义，特别是在经历了义和团起义的恐怖以后，列强放弃了瓜分中国的希望。”赫德身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也比德皇具备了解中国的条件。法国议员的演讲词为：中国“民气坚劲，殊非印度。”“吾故谓瓜分之说，不啻梦呓也。”英国外部副大臣讲：“团匪之事即可取以为鉴，我英亦不能以待印度者待中国也。”此外还有舆论，如：奥京报上说：“各国其慎思所以待华人之法，勿重蹈前四十年中之所为。”凡此种种，难道是“瓦德西个人的观感”吗？
因此，袁伟时的说法显然片面。
四，义和团要遵守《国际法》和不平等条约吗？
袁伟时批判义和团不守《国际法》，他认为：对义和团“进攻使馆区”进行肯定，“是对国际法的无知”。义和团破坏了“正常国际关系”。他还说：“国际条约是有法律效力的。人们可以指责这些规则和条约是列强主导下形成的”，“可是，在没有修改以前，我们仍然不得不遵守它，否则就会造成不应有的混乱，归根到底不利于弱国和多数民众。”
这种指控太荒谬了，义和团根本没有学《国际法》的可能，就好比袁伟时没有凌空720度的可能一样。当年，世界列强到处烧杀抢掠，有点良心的人，会用《国际法》约束被压迫者反抗吗？而且，按照他的逻辑，可以得出以下猪狗不如的结论：
1，华盛顿进攻英国殖民者犯法——人类反殖民武装斗争全犯法，按照“法律”规定：殖民地属于宗主国。
2，捷克人抵抗纳粹，违反了《慕尼黑协定》。
3，法国人抵抗纳粹，违反了《贡比涅停战协定》。
4，波兰人抵抗纳粹，违反了《苏德友好与边界条约》。
5，朝鲜人抵抗日本，违反了《韩日合邦条约》。
按照这种理论，袁伟时完全可以为法西斯张目了。
五，义和团要为中国的灾难负责吗？
袁伟时把帝国主义制造的灾难，赖到义和团身上，他说：义和团“留下的是：侵略者的铁蹄蹂躏东北、华北。首都沦陷。”，俄国“制造海兰泡血案”，“大沽和京津沿线炮台被拆”，清朝“赔款四亿五千万两”，“遭灾的还是老百姓。”
按照他的逻辑，那么：1942年海德里希被刺身亡，法西斯当天屠杀152人。1944年8月爆发华沙起义，纳粹疯狂镇压，导致18万平民和1。8万名战士死亡。1945年3月，意大利游击队杀死33名党卫军，纳粹旋在阿尔戴阿蒂纳山洞杀害335人。。。以上血债，难道让反抗者负责吗？如此发展下去，袁伟时可能会把“南京大屠杀”的责任，也赖到中国军队头上。
六，义和团大杀教民纯属“暴行”？
袁伟时搜罗资料，指责义和图“残暴”，如：“奉天（辽宁）全省‘教民人命千余’”，义和团“抢掠教民三百二十八家。”“杀毙教民男女十三人。”等等。。。他所罗列的，多是杀教民的记录。
袁伟时的指控不能成立。因为《圣经》上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马太福音19：24），而洋教士“凡认为可以赚钱之业务，无不并营并进。”（瓦德西语）因此，义和团杀他们，符合基督教义，是为耶稣清理门户。
再者，义和团以前的革命或运动，多有滥杀现象。法国大革命屠戮无辜很厉害，“7月间被处死刑者中，贵族和教士仅占5%，中下阶层约占74.5%，其余为军政官吏。”“无休止的恐怖不仅失去了广大群众的支持，也遭到了资产阶级本身的反对。”（《法国通史简编》第5章）但我们不能否定其革命性。
我们再看两份资料：
一，“教士们袋子里藏着大批的金钱，收买中国人民中间的无赖分子，来者不拒，总是临时的或经常的发给金钱。”（罗德克夫《义和团记》）
二，教民“作奸犯科，无所不至，或乡愚被其讹诈，或孤弱受其欺凌，或强占人妻，或横侵人产，或租项应交业主延不清债，或钱粮应交公廷抗不完纳，或因公事而籍端推诿，或因小忿而殴毙平民，种种妄为，几难尽述。”(李东沅《传教论》)
原来，教民是从人群里挑出来的流氓，且什么坏事都干。因此，总体上讲，这些人活该杀！
七，我们怎能对侵略者以礼相待？
老袁在谴责义和团时，还为侵略者猛喷贱话，他说：“洋人不等于都是帝国主义者，即使是列强的官方代表，也要按照国际法以礼相待”。
这话听着，模模糊糊像是有理。打开范文澜先生的《中国近代史》第1章一看，不禁吓了一跳：鸦片战争时期，“英船在天津时，乔治·义律等二十余人赴琦善宴会，‘嬉笑怒骂’，‘有舞洋枪飞刀于坐上者’。琦善‘隐忍受辱’”，“十月，洋船到浙江，钦差大臣伊里布，‘遣其奴张喜赴洋船馈牛酒，首贺以林、邓革职之事’。”“洋人肆意侮辱，投降派说是夷情恭顺”。
往袁伟时脑袋上扣个马桶，看他如何以礼相待。
话说到这里，我忽然想问问那些全面否定义和团的人：“如果你是当时的中国农民，你该怎么办？”不反抗？死路一条。反抗？清政府却又对农民进行误导。他们看着义和团用巫术防身，却不为其提供一点近代战争的知识——这对于清廷来说，本是举手之劳。中国农民那么可怜，一些学者却连基本的同情心都没有。否定义和团的“愚昧性”本没有错，他们却连“反抗性”也一味抹杀。
一些人最喜欢以蒙古、满清入侵为例，骂中国人麻木，及至我们不能忍受异族压迫，他们又大骂“爱国贼”。爱国者与其两头挨骂，倒不如一味的杀向汉奸，直到汉奸在中国彻底绝种为止。
《反抗侵略没有错——袁伟时谬论批判》
有件事很奇怪。
当你谈论足球、歌星、彩票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来转移话题。偏偏在谈论保卫钓鱼岛时，总有一些人“及时赶到”，劝说大家：“不要和日本作对，你们要等中国强大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然后，把话题转移到“民主、经济”等问题上。美国要等到猴年马月，才能超过英国，争取独立呢？非洲又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反抗殖民者呢？他们偏不谈。按照他们的逻辑：非洲国家都能独立，中国却不能收复一个岛屿。袁伟时也是这种人，在《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中，他大谈“弱国不能反抗强国侵略”的怪论。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大沽炮台守军反击侵略军。转年，英法联军继续进攻，圆明园被烧。对于此事，袁伟时评价说：“导致火烧圆明园的英法联军再一次入侵是有可能避免。”“从后果看，这一仗显然打错了。翌年，英法联军再次入侵，招致北京被占，圆明园被烧。续订《北京条约》，不但规定原订的《天津条约》继续有效，还招来其他新损失：对英法的赔款分别由四百万两和二百万两一律增至各八百万两。。。”“如果不打，不是对中国更有利吗？”清朝“明智的选择是严格执行现有条约，避免与之正面冲突，争取时间，改革和发展自己。”说白了：我们不应该反抗，要等，等大清朝带领咱们强大起来再说——袁伟时对清朝抱有那么大的希望，寡妇守节，也算“难得”呀。
为此，我想问袁伟时几个问题：
首先，世界反殖民战争倘有失败，就是打错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