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创世纪中还讲：“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原来，事物出现顺序为：昼夜→大地→植物→日、月、星？这是人话吗！

五，连“不幸死亡”都搞双重标准。

黎鸣说：“按照孔夫子的方式做君子的人，很可能都会像孔圣人的爱徒颜渊那样不幸过早夭折”，“反倒是孔夫子认定的‘小人’，永远占据着胜利者的一方”，“这样一来，孔夫子的教导就出问题了。”

黎鸣真没看过十字架上的基督吗？他本人被钉死，他的徒弟伯多禄倒悬十字架，西满被锯成两段，玛窦死于波斯，安德肋亡于希腊，多默被害于印度，总之多横死。据说：若望下了油锅却安然无恙，我想也是吹牛吧。如此说来，耶酥的教导是否出了问题呢？

六，《易经》到底有没有哲理？

黎鸣认为：“《易经》是毫无哲理可言的牵强附会之书”。可是，他在《中国人聪明吗？》一文中声称：“当《周易》传到西方”，“莱布尼茨从研究八卦中得到了启示，发明了二进制，又进一步发明了十进制。西方人把他们的研究成果投入到科学技术研究中从而产生了电脑”，一部毫无哲理的书，竟然能导致电脑的产生，黎鸣说的不是妖言吗？原来谁有钱，谁家《易经》就是好的。这种乱人，修炼得真是不一般。我只纳闷：此人是怎么苟活到现在的。

《精神分裂的袁伟时》

对于评价义和团一事，很多人能够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既要肯定他们的爱国性，又要戒除他们的愚昧性。但是，义和团专爱和汉奸、二毛子作对，这就触动了某些人的神经。

起先，是马立诚之流在《呼喊》一书中对其进行贬低，而后，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也撰文《是爱国壮举还是有悖文明行为》，攻击义和团，将之丑化成蒙昧的暴徒。他对义和团高标准，严要求，恨不能用现代人权标准来要求他们。对洋人却睁一眼、闭一眼，不得已时批判两三句。别看袁伟时闹得欢，经过逻辑分析，说到底他就是个精神紊乱，请看袁伟时“犯狗瘾”时的表现：

一，“被逼乱杀”还是“大体没惹我们”？

老袁攻击义和团，忽然冒出思维混乱的言论。

他说：香港教科书“细致分析了义和团产生的背景：1．民族情绪。2．民生困苦。3．列强侵略。4．教案频生。”“这部教科书说的是真实的历史。”看来，洋人确实对我们进行了损害，才导致了义和团的反抗。

可是，袁伟时又曰了：“帝国主义大体上没有惹我们，而是义和团‘杀人放火’致外敌入侵。”原来，他的结论有二：

1，义和团是帝国主义用困苦和侵略逼出来的，但他们乱杀，所以要否定义团。

2，义和团不是帝国主义逼出来的，帝国主义没怎么惹我们，所以要否定义和团。

那么，究竟是“义和团被逼乱杀”还是“无理取闹”？不清楚——中国没钱，他对义和团怎么都要咬两口。

二，冲突解决没解决？

老袁攻击义和团，又冒出思维混乱的话来。关于教民与中国平民的冲突问题，老家伙做了两种评价：

他的左嘴说：“清政府已经陷入不能保护外侨和本国公民生命、财产的状态。教案几乎年年有，1900年惹来弥天大祸，是义和团犯罪而清政府不能妥善处理引起的。”可是，他又掏出右嘴说：“清政府总结经验后已经懂得，督促神职人员约束教徒和官员及时依法秉公审理有关案件，矛盾通常都能得到解决。”义和团“杀害外国人，为帝国主义入侵制造了藉口”。如此结论又有二：

1，清政府不能保护教民，“教案几乎年年有”，义和团杀教民是有罪的。

2，清政府能保护教民，“矛盾通常都能得到解决”，义和团杀教民是有罪的。

见鬼。

三，日本人究竟认不认错？

袁伟时继续混乱。。。

关于日本对侵略战争认罪的问题，他评价道：“日本21次承认侵略中国和道歉。”“日本民众和社会精英反省侵略罪行，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直没有停息，并逐步上升为主流。”“右翼明显居于劣势。”

可是，袁伟时又说：“一部右翼势力编纂的历史教科书掩盖历史真相，否认日本政府犯下的侵略罪行”，“而且这是20年间第四次了。”“日本人缺乏忏悔意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死不认罪的现象？这是不是大和民族特有的缺陷？”中国和日本“有共同点”，“中国传统文化中‘严华夷之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等观念已经深入骨髓。”

老袁先以“日本已经认罪”为由，袒护小鬼子。再以“日本不认罪”为由，进而打击中国文化。

四，殖民时代瓦解没瓦解？

《中国不高兴》是一部宣扬民族主义的书籍，袁伟时批判这部书的作者，说他们“自称核心思想是：‘中国有能力领导世界’！论常识，殖民体系早已瓦解，现代国家一律平等，谁是领导，谁是附庸？”（《以世界公民的眼光审视一切》）然而，他在批判义和团时却强调：应该遵守不平等条约，说：“法是人类文明的结晶”，“人们可以指责这些规则和条约是列强主导下形成的”，“可是，在没有修改以前，我们仍然不得不遵守它”。——既然“殖民体系早已瓦解”，袁伟时号召遵守这些“浪条约”，有什么现实意义呀？

中国没钱，老袁就以“殖民体系瓦解”为由，反对民族主义。洋人有钱，他就拿“殖民条约”当理说。

《论余杰》

余杰是所谓的“民主精英”，北大中文系研究生，吹捧基督教的神人，代表作为《火与冰》。此人表面针砭时弊，骨子里却有奴性。思维虽然混乱，立场十分坚定，反正谁有钱他替谁说话，谁没钱他就贬谁，请看他言论：

一，关于“禁欲”的双重标准。

凡打击中国上瘾者，中国树立的他们几乎全反对。余杰红了眼，连雷锋都攻击：“我就不相信在今天的中学里，雷锋的‘粉丝’会多于姚明、周杰伦、周星驰的‘粉丝’。”“片面强调‘无私’和‘禁欲’的‘雷锋精神’怎么可能对孩子们有如此大的吸引力？”

然而，基督教本身就是禁欲主义。《圣经》上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她作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太5：32）管的那么宽，还不是禁欲主义？

罗素评价基督教说：“他们用婚姻将男女两方锁住，并且剔除一切有关情爱艺术的知识”（《宗教对文明做出过有用的贡献吗？》）。扎克斯介绍了《性与悔罪规则》中的内容：在中世纪，性爱时间要除去“节假日、星期二、星期五、星期六或者星期天”，还规定不许在白天，不许光身子，“而且只能干一次，不能接吻。”（详见《西方文明的另类历史》）如此极可悲复可笑，纯粹是基督教的历史洋相。

再说，耶稣和圣母玛利亚的粉丝有范冰冰多吗？对于这种禁欲的宗教，余杰却是十分赞赏的，因为，外国有钱。

二，破坏文化错？保护文化错？

余杰曾反对破坏中国文化。他写道：“北京的各大旅游名胜，我都发现数不清的丑陋的售票亭、购物亭、厕所、招牌、标语”，“和谐的美感和庄严的历史感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一个民族对待祖宗遗产的态度，比一个民族祖宗遗产的丰富与否，更能表现出一个民族文明的程度。”

爱护古迹本没有错。可是，余杰又反对起保护文化来。他引用费正清的话：“北京的气势雄伟的对称布局。。。清醒的构成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政体的象征。”并强调：“纽约、巴黎、伦敦、香港这些现代都市里，象征早已不复存在，寸土寸金、大厦林立、交通便利，建筑仅仅是建筑”。

外国人把建筑破坏了，余杰就不想保护了。说到底，不就是“谁没钱，反对谁”吗。

三，儒、法两家谁对社会黑暗负责？

余杰说：“中国是否是‘儒教中国’，我一直心存怀疑。我以为，中国更像是‘法家中国’。”“儒教徒都是书呆子，书呆子玩政治是玩不转的。”“真正儒生当国的，二千年来不过只有王莽一人而已。”“最肮脏的政治，需要最肮脏的心灵去周旋，孔子的徒子徒孙们缺的就是这一点。”

可是，他又认为：“中国人相信人性是善的，所以恶能够在这个国度里肆虐。”“儒教中国以忠孝为立国之本。史书上对孝行的歌颂比比皆是。”然后大谈吃人肉现象。说美国学者郑麒来“统计出明代有619名贤慧女子割肉为长辈或丈夫疗伤”，“她们被誉为‘人类道德的典范’。”

法家是性恶论，孟子是性善论，中国历史上的黑暗究竟应该谁负责？不知道。中国没钱，于是他全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