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究竟该不该提倡个体呢？看钱啦。洋人有钱，他们的“个体”就对。中国没钱，于是孔老夫子就错了。

一会反“言利“，一会反“不言利”。

柏杨批判孟子，认为：孟子说的“何必言利，惟有仁义而已”是“仁义的假面具。”是“口不言利，口不言钱，但心里却塞满了钱和利的畸形观念。”可是他又说：“在酱缸文化中，只有富贵功名才是‘正路’”，否则“全是‘不走正路’。”他还举例说：一名抗日英雄不幸“被日本人捉住，枪决牺牲”，很多人反说他“不肯正干，不肯走正路”。柏杨感叹道：“这就是中国人对一个抗敌英雄的内心评价。”

那位抗日英雄，不就是依靠“何必言利，惟有仁义而已”的精神，与日寇周旋的吗？中国没钱，于是言利不对，不言利也不对，他妈的！柏杨你怎么变的。

“不言利”到底对不对？

柏杨批判孟子讲的“不言利”，可是，他却在电视片《神州》里大力推销基督教。翻开《圣经》马太福音，发现有这样的话：“耶稣说：‘你若愿意作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19:21）还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林前13:5）。我请问：这是不是“仁义的假面具。”看着那么多豪华的大教堂，耶稣是否也在培养“口不言利，心里装钱的畸形观念”？柏杨显然思维混乱，可是他立场坚定，中国没钱，外国有钱，所以他这么说。

先利后义？还是先义后利？

孟子的不言利，本意是“先义后利”，有了仁义，利益自然而来。大意是：讲后义而先利的，不夺权不满足。讲仁不会遗弃父母，讲义不会不忠君王，大王讲仁义亦可，何必谈利？（详见《孟子》梁惠王上）

柏杨批判孟子，却赞美起日本人来，说：“三个日本人做生意，好，这次是你的，下次是我的。”“中国人的丑陋”是“你卖五十。我卖四十，你卖三十，我卖二十。”按照柏杨的描述，日本人的行为属于“先义后利”，他们把搞好人际关系摆在首位，把利润放在第二位。那么，“先义后利”对不对呀？日本有钱，柏杨就捧，中国穷，他就骂——大家看看，仅一个“不言利”的问题，就能体现出柏杨多少势利小人心态。

尧、舜、禹之间是篡位还是禅让？

在《中国人史纲》中，柏杨否定禅让的存在。他认为：虞舜将唐尧放逐，“为千古权奸，立下漂亮的榜样”，而大禹又把舜“逮捕，充军”。可是在《神州》中，柏杨却跟着远志明之流宣称：尧、舜禅让确有其事，禅让是恭敬上帝的表现，因此，中国要信仰耶酥才有出路。禅让时代“就是孔子所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敬虔时代”。中国人的祖先都是上帝的信徒，咱们就更应该信啦。

柏杨，远志明以前反儒家，后来又假装捧儒家。他们这张嘴，简直不是人嘴，而是个反复无常的屁股。中国没钱，柏杨就否定禅让，丑化中国历史。外国有钱，他们就肯定禅让，借以传播基督教。

苟且还是反抗？

柏杨讽刺宋朝说:“宋帝国的立国精神是：抱残守缺，苟且偷安，过一日算一日，将就一天算一天。”可是，柏杨又指责反抗蒙古的人，说：蒙古入侵之前，“谢太后直接派人向伯颜乞和，愿降为属国。”但是，蒙古使节“却被一位爱国心强烈的守将杀掉。”第二个使节，“又被另一位爱国心强烈的守将杀掉。”于是，“伯颜怒不可遏”，发动了进攻。为此，柏杨批判道：“强烈的爱国心是可敬的，但只用别人的生命表达它，这个爱国心就不纯洁，有邪恶的成分在内。”

宋朝偏安，骂，中国人不想偏安，骂。

中国到底缺不缺伟大政治家？

柏杨贬低中国上了瘾，莫名其妙的说：“到十九世纪为止，中国伟大的政治家，可怜兮兮只有六位：管仲，公孙鞅，诸葛亮，王猛，王安石，张居正。”这“伟大的政治家”如何衡量？不知道。不过，他提到19世纪，显然包括清朝前几位皇帝。

柏杨又说：满清“三分之二的皇帝都很能干”，“中国还没有一个王朝，包括周王朝、西汉王朝、东汉王朝、唐王朝在内，出现过这么多很强能力，而又肯辛勤工作的帝王。”

为了打击中国人，他就嘲笑中国缺少伟大政治家。为了吹捧侵略者，他就高抬清朝皇帝。

对中外战争的双重标准。

汉武帝曾派使节到大宛国去索要汗血马，使节被杀害，由此引发了战争，后来中国获胜。对此，柏杨评论说：“这是一场不荣誉的战争，中国伤亡十万人左右，目的只不过为了三千余匹汗血马。”在他看来：哪怕使节被杀，也不值得争取国家的尊严。

公元前十二世纪初，斯巴达国王墨涅依斯的妻子海伦，被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引诱私奔，为了爱情或面子，墨涅依斯与特洛伊恶战十年，终于夺回了妻子。对此，柏杨称赞说：“海伦女士亲自出来劳军，战士们震惊她的美丽，失声曰：‘我们为她再打十年也情愿。’”，“呜呼，柏杨先生崇拜特洛伊战士们的胸襟。”

汗血马不仅价值高，还有利于生产力和战争，希腊美女仅仅是美女，难道中国错了，希腊却是对的吗？柏杨曾批判中国人爱面子、心胸窄，希腊国王为一个女人征杀十年，他怎么会热情的赞誉？柏杨显然思维混乱，可是他立场坚定。中国没钱，外国有钱，所以他这么说。

“乱杀人”的双重标准。

对于卖国贼袁世凯，柏杨十分赞赏，他称颂道：“袁世凯的头脑到底比毓贤稍为清楚，他禁止义和团滥打滥杀。义和团反抗，袁世凯就用他所统率的新军镇压，把义和团的领袖朱红灯处决。义和团在山东不能立足，纷纷逃到直隶（河北省）。”可是，袁世凯攻击义和团，采取的也是滥杀手段。

《中国通史简编》引资料记载：袁世凯唆使“地方官员捕获拳民，‘当堂用刀杀之’，连伪装的审判也用不着。说是‘不忠也不孝，不义又不仁，干犯十大恶，剿灭何足论’。”袁的乱杀已经激起民愤，“拳匪纪事有一段山东友函汇录，其中一函说：‘东抚袁慰帅不助拳匪，严惩土匪（大刀会），为东民所憾，皆有欲杀之势。民间谣云‘杀了袁鼋蛋，我们好吃饭’。并在抚署照墙画红顶花翎之大鼋，伏于洋人臀后，以示痛恨。”

再者，袁世凯“清楚”什么？面对德国的欺压，他自己清楚：“其恃强逞凶，动因细故称兵压胁，久已成为惯技，而愚民仇外益甚”，即使如此，他还要乱杀人，我请问柏杨：你脑子清楚吗？

中国没钱，“义和团滥打滥杀”，柏杨就否定。外国有钱，袁世凯替洋人滥杀，柏杨就肯定。老袁“伏于洋人臀后”，于是，柏杨伏于老袁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