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组长听出来了，这个于副主任死采着那些红卫兵骨干不松手啊！于是，他又亮出了另外一招：“于副主任，其实，我刚才跟您交换的意见，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也不仅仅是我们工作组的，而是县革委领导的。”

讲着，他掏出了一折公文纸：“这是县革委姚主任给您的亲笔信，于副主任。”

“念。”条子就像当年首长吩咐机要参谋那样。

“于副主任：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鼓咚咚，红旗飘飘的大好形势下，你们公社民兵基干队应全力以赴投入到运动当中去，让革命的红卫兵小将深入到学校、机关、医院和村庄，发动群众，掀起更新的文化大革命高潮，夺取更大的革命成果。此以为盼！姚文辉。一九六六年九月九日。”

条子端详了半天，抽出了钢笔，在信函上“唰唰”写道：“一九六二年六月十二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做出了民兵工作要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的‘三落实’重要指示，南流公社是昌潍地区的民兵红旗单位，如果我们的民兵组织松散了，将来这面红旗倒下，谁来承担责任？另外，基干民兵队是武装组织，属于军事系统管理，如果改变其组织结构，应当有军事部门下达命令，这样才便于我们执行。南流公社革委会副主任于条子。”

祁组长看了他的答复，也感觉出了问题的复杂性，为了掩饰内心的空虚，他端起了一茶碗烧酒，对条子说：“几句话，看出了老革命的的水平呀，来，喝酒。”

条子却以退为进，说：“喝酒不着急，你们赶紧回去拿上级的命令来，我好遵命行事啊。”

祁组长只有苦笑。因为他清楚，资历尚浅的姚主任是左右不了县武装部的。

过了没多久，工作组撤了，南流公社又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打开了“太极拳”……

【四十九、中央来的逃难者】

花舌头有好久没去看望娄子了，高丽知道他的心事，傍晚烙了几张油饼，煮了几个咸鸡蛋，让他跑趟东滩，老哥们聚一聚。

趁着天上还有点儿亮色，他上路了，骑得是除了铃铛浑身都响的一辆破“金鹿”车，这是葫芦单位的处理品；尽管车子不咋样，但在乡下人眼里，它不亚于皇上的十六抬大轿。

哼着小曲的花舌头刚刚钻进了东滩的林地，忽然一个黑影挡住了去路。多年没经过战争，花舌头的胆儿已经小多了，他浑身一哆嗦，车子歪倒在了路边上。对方却“哈哈”笑了起来，一听声，竟是条子。花舌头从地下爬起身来，先是骂了一句，继而又问他：“你，你咋到这里来了？”

“怎么，这是你祖上的坟地？”条子的话也够损的。

他帮着扶起了倒下的车子，又问花舌头：“你来干什么？”

“妈的，这是你家租的吗！共产党把你喂肥了，嘬壮了，你到这里操开了闲心。”

条子却像有什么事儿，拽着他的车子不肯撒手。

花舌头见他当真，烦了：“条子，你想干啥？这些年老子可憋一肚子火气，惹恼了老子，我跟你拼命！”

条子的手终于松了，话儿也随之软了：“老花，你真过去我也就不挡了，但你要管住你的嘴巴。”

显然东滩里是有名堂啊！花舌头对他说：“你还信不着我吗？”

“你那张臭嘴吧。”条子揭露道。

“不如你那张臭嘴！”花舌头以牙还牙。

“那就走吧。”条子领着他往林子里走去。

到了林地深处，篓子的那个简易的护林棚没了，代之的是两间木架子的小屋，油毡顶，秫秸墙，内外包着白色的塑料布。屋外修造了石板台，上面坐着一盏马灯，在石板台前坐着两个人，一个是穿着对襟衫的篓子，一个是一个披着黑色中山装的麻子。

花舌头推车走进，越发觉得那麻子面熟，猛然，一个明晰、亮的信号在他脑瓜中打开了——这，这不是当年的张副部长吗！

他怎么在这里呢？他不是在北京内务部当大官吗？他为啥要在这里呢？一连串的问号在花舌头心里打着旋儿。难怪啊，难怪条子阻挡自己啊，原来是因为这个北京来的大官啊！

花舌头极不自然地扭着身子，走了过去。那个麻子大官瞅着他，笑着站了起来：“这不是当年我们的肖教官吗？！这些天，我跟老刘、老于，总在议论你呀。”

“你，你是啥时来的？”花舌头不知该如何称呼麻子大官。

“来了几天了。逃难来了。”对方回答时，脸上挂着几分难堪。

“逃难？”花舌头稀里糊涂。

条子在旁边解释道：“老张在内务部干主任，知道内务部是管啥的吗？说多了对你也没用，就是葫芦的顶头上级。”

在花舌头坐下后，张主任叹息道：“唉！我这是没有办法了，才想到了老战友啊！这次文化大革命，北京闹得太凶了。自从进城以来，我们这些老家伙，对自己约束少了，官僚主义多了，群众就借着运动来批判我们，夺我们的权，这些都没什么，就是随着运动的扩大和深入，这场运动越来越失控了，我们内务部四百零二人，有七个造反组织，我们这些老同志不仅被打倒了，还得天天遭受围攻和殴打，我再不逃，恐怕就没命了。所以就逃到了山东，找到了唐县长，没想到啊，他也是一个落难者。走投无路时，听说老于在南流公社还行，我就投奔他而来了。”

条子有点儿沾沾自喜，拍着胸脯说：“张主任，你找我就算找对了，在我这里，绝对安全！”

老友相聚，林下对斟，秋风习习，凉中透爽。性情中人，每每酒水漫溢，话语自当泛滥。花舌头冲着张主任又大发牢骚起来：“我就不明那个白了！为啥一块为国家卖命，一块负伤，待遇就天上地下呢！你看看他于条子，行政十八级，每月八十多块钱，还享受公费医疗、抚恤金，可我跟刘篓子呢？除了工分，啥也没有啊，这是啥天理啊！”

看到花舌头如此激动，张主任颇有几分歉疚：“老花啊，实际上，当年答复陕西省民政厅的咨询，也就是给你们这些抗日有功的国民党伤兵评残，我也参与了政策制定。这个政策，本来是能够在全国推开的，可是，一场‘镇反’运动，把它给冲淡了，要讲究阶级和阶级斗争啊！说实话，‘镇反’之后，这个政策还有推行的余地，但一场场运动把人们都搞怕了，谁愿意在敏感问题上引火烧身？恐怕没有吧。这次见到了老刘，还有你老花，我作为一个内务部的官员，这心里是真有愧啊。如果重返工作单位，我一定会给你们一个说法的！”

花舌头感动的端起了一杯酒，手颤着。篓子布满沧桑的红脸膛上，闪出了两朵浑浊的泪花。

条子也仰望着流云滚动的夜空，不胜感慨地说：“其实，我们许多已经享受了待遇的残疾军人，心里也有一些疙瘩啊。只不过，当着你们两个人的面，我们不能说罢了。”

张主任满脸难言之隐，他思量了半天，才说：“我们的优抚政策，还有许多不到位的地方啊。这不仅仅在于国家的贫穷，与职能部门的机械和僵化也是分不开的！我们有些人喜欢的是什么？亡羊补牢！这，这等于是拿着国防事业在冒险啊！在位时，我真的没有今天这么多的感受，可是，有了感受，却又不在位了。我们总是在犯一个很低级错误啊，残疾军人就那么多，我们去关爱他们，即便政策偏了、过了，谁会去攀比他们啊！”

话到此，他无奈地挥了挥手：“不说了，不说了！说多了也没用。每回战争来了，危机来了，我们的优抚措施就会更进一步的，这似乎成了一种惯性，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