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还挺纳闷：鲁鲁打河南是“维护号子里面正常的生活秩序”“勇于同不良行为作斗争”；文龙该出手时出了手是因为他跟鲁鲁的私交不错（也算是“见义勇为”吧？）；再说就是凭着文龙在号子里的“地位”，教训教训不懂事的新犯子也是“应该”的。

可你老猪既和鲁鲁没什么交情又跟别人河南无冤无仇，在号子里也算不上是“锤将”（打手）凭什么这么使劲地揍别人呢？

我想了半天终于明白了，敢情他是为了昨天晚上的一件事。当时我看河南的一条白裤子挺干净的，就穿上试了试，脱下来后老猪也要试，可河南不让他穿，并对海珠说：“怕你有病！”可能河南觉得老猪一是比较邋遢，二来老猪腿上和肚子上面烧伤的疤痕看了让人害怕。其实更重要的理由极可能就是老猪在号子里面的“地位”也不怎么样，要不然河南是不敢这么和他说话的！

当时搞得老猪很难堪很没面子，也骂了河南几句。谁知道今天碰到如此好的机会，他还不往井里扔下去几块大石头，还不痛打一下“落水狗”！

唉！真是人心叵测呀！

老猪虽然图了一时之快，解了一下心头之“恨”，但换来的却是几日之疼。因为他们打河南时动静太大，让值班的干部听见了。

干部打开号门后问河南：谁打的？（从河南的外表上一看就知道他就是被打者，鼻青脸肿衣衫不整，打得还不轻）

河南没敢说。（还懂点“规矩”）干部要我们全部在铺上坐面一排，叫打人者自已举手，结果始作俑者鲁鲁没敢举手（能混就混嘛），到是帮忙的“见义勇为”的文龙和“挟私愤报公仇”的老猪举起了手。

干部二话不说，照着他们俩人的下巴就来了几下左钩右钩上钩拳，打得他们俩当时就腮边鼓包嘴角流血。我当时还是很佩服文龙和老猪的，动都不动躲都不躲一下。其时他们是不敢动，要知道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躲了一下说不定会来十五下！

干部打完他们后才问河南情由（有性格有魄力），也说了河南几句（不偏不倚，i服了u）。

接着又问老猪：“打你应不应该？你觉得亏不亏？”老猪忙不迭地答道：“应该！应该！不亏！不亏！”

干部出号子后，老猪虽对河南咬牙切齿地痛骂，却是再也不敢动他一根手指头了。

我对老猪最大的遗憾是在我走的时候没有跟他留下任何东西。当时他已经调整到了别的号子里。看守所为了便于更好的管理和出于安全因素的考虑，甚至因为犯人本人的合理要求也会将犯人调号。这也很正常，官场上的国家干部们都还要经常轮岗或对调呢？

当号子里面的人一得知我要出去的消息后，都纷纷向我表示了祝贺和真诚的祝福（我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得出来他们是真心实意的）东强-老李-庆龙和成龙瓜分了我所有的“财产”——被子褥子鞋子床单裤子及一些生活用品和食物。

我只带走了老猪帮我编的二个线葫芦和一本书，当然还有我的“梦特娇”t衫。

我什么也没有跟老猪留下，因为我当时太兴奋和激动了，根本就没有想起他来。我就如同一个水性扬花的女人一般，一见到了旧日的情人，便抛弃了现在老实巴交土里土气的男人。而且什么也没跟他留下。

只不过我的“往日情人”是——自由！我觉得有一些内疚，心里多少有一点对不住老猪的感觉，毕竟我们俩“好”过一段时间，虽然我们的关系中包含着一些“各有所图”的成份。

可能老猪在劳改队里会因身体的残疾，而受到一些相应的“照顾”可能只会干一些“轻活”。我只想对他说：“老猪！在取经路上（劳改队或监狱里）好好干吧！争取早点回到”高老庄“去。

虽然你还没有找到“高玉兰”，但迟早会的！

16)〈二的“大学”生活〉（看守所记事/连载）

16）练xx功的死刑犯/振刚

“哐当”一声，当号门打开走进来一个犯人时，我不禁心头一颤，因为这是一个死刑犯。

在看守所里，只有被判了死刑或者是死缓的犯人（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如果在2年期间表现的不错一般都会被改判为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20年，反之则吃“花生米”），当然还有一些重特大恶性案件的犯罪分子都会享受如此特殊的“待遇”-给双脚戴上七-八公斤重的镣铐。

脚镣用大号的铁铆钉铆死了，除非是到了执行枪决或是要到监狱及劳改农场服刑的那一天才能冲开，平时（睡觉-走路-洗澡）都一直戴着它。

这个身高体壮的死刑犯双手提溜着脚铐上的铁链（为了站立及行走方便，死刑犯都在脚镣上绑上一根布条或是用衣服线头搓成的绳子提着它），他身后则是两个帮他帮着被子铺盖和衣物用具的犯人。

“振刚哥！”这时山东突然对着这个死刑犯兴奋的喊了一声。

“山东？！”当他看到山东时，也面露惊喜地叫道。

“振刚哥！东西就放在我这儿，你就挨着兄弟睡吧！”山东边说边从那俩个犯人手中接过死刑犯的家什，帮他安置起来。

这个名叫振刚的死刑犯看了看号子里的人，双手抱了个拳对大家说：“各位哥们弟兄，俺叫振刚！刚刚调号过来，请大伙儿以后多多关照！”

“嘿，还是那么回事。”我心中暗想。

“振刚哥，我来帮你介绍介经。”山东拉着振刚的手往前走了走，指指睡在头铺（头档，只有“老大”才能睡的位置）的黄哥说：“这是黄哥！”

“噢，黄哥你好！我在那边的号子里就听同号的波子常提起你。”振刚恭敬地冲着黄哥点点头。

“没事！缺什么吭一声。”黄哥说完递给振刚一根烟。

“谢谢黄哥，我不吸，戒了！”振刚摆了摆手。

山东又拉着振刚到过道中间，指着睡在通铺中间的袁哥说：“这是老袁！”

“哎呀！袁哥，我对你可是久闻其名不见其人呀！”振刚满脸钦慕之色望着喜袁哥。

袁哥笑了笑问：“你和山东都不是广华（山东和振刚的老大，案情后叙）一个案子的吗？咋把你调到这个号子里来了？”

“我在那边过的不带劲，别扭。刚和头铺干了仗所以就调了号。别的号子里也都关满了人，可能今天值班的干部不知道我和山东是同案吧？”振刚回答。

“那到也是！光你们他妈的这个案子就关了有二，三十号人，长的关了三年多，最短的也关了大半年了。保不准关在那个号子里都有同案，反正你们的判决书也下了，不碍事！”袁哥又和振刚扯了几句。

山东这时又指着我对振刚说：“这是俺老乡-x哥。”我忙对着振刚笑了笑，他极有风寸地对我微微点了点头，就坐在了铺板上。

那一刻我都有些飘飘然了，因为山东只跟振刚介绍了黄哥袁哥和我，这么说我在号子里也多少算个“人物”了？还是多多少少有一定“份量”的。虽然这只是在山东的心目里，虽然我也明知道山东是在帮我“抬桩”，帮我往脸上擦了一点“粉”，给了我一些“阳光”，但我还是暗自在心中窃喜了一阵。

我就像是一个躲藏在深山老林里带着一帮残兵游勇土匪乡军的国军光杆司令，突然收到了由蒋委员长亲自签发的委任状一样，明知是空头支票，但不管怎样，当时心里的滋味还是-好极了的！

说实话，我对判了死刑的犯人在心里是充满畏惧感的，平时在号子里也听别的犯人们讲了许多死刑犯的事。有的死刑犯破罐子破摔（反正总是一死）欺负同号的其他犯人，开口就骂动手就打。

有的死刑犯想用谁的东西或是想吃谁的东西伸手就拿，别人是既不敢怒也不敢言（他都是要死的人了，你敢和他一般见识吗？你能和他一般见识吗？划得来吗？）。

再说一个号子里面要是关押有死刑犯的话，同号的其他犯人的责任也相应地增大了，万一要是死刑犯出点什么事（杀人或是自杀），同号的其他犯人也是要承但一定责任的，特别是晚上值夜班的二个人。

更何况光死刑犯脚上的一副镣铐一动弹就“哗啦！哗啦！”的刺耳响声也让人受不了哇。

本来我们这个号子里就有黄哥和袁哥这两位“大哥大”级别的人物，虽说平时对我们不欺不压还不错，可我们平日里在号子里面举止和言语也不敢放肆和造次，过得还算挺“压抑”的。就像是一群天天生活在“老师”和“家长”眼皮子底下的小学生们，现在班上又来了一个“教导主任”，你想还能有“好日子”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