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张声洋的话让我担心了好几天，但随即便释然了。樱之厂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就拿人事部来说，文员属于最低一级，文员的上一级是管理员，管理员的上一级是组长，组长的上一级是主任，主任的上一级是经理，经理的上一级才是副总经理。办公室的等级还是经过简化的，要是车间，等级制度就更加严格和复杂了。一个普通文员和副总经理之间还有四个级别，怎么也轮不到我和相本打交道啊？

还有，我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小心相本”，而是在人事部所站的位置！小小的人事部，不过三十多人，却分成了几派，其中有两个最大的派别，一派是以金自立为首的，比较受相本喜欢；另一派是以张声洋为首的，比较得王经理欣赏。但虽然有王经理撑腰，张声洋毕竟比金自立低一个等级，就象王经理比相本副总低一个等级一样。虽然金自立比张声洋的管大，但现官不如现管，这就给很多职员造成一种困拢，到底该站在哪一派呢？

人事部除了培训组、招聘组、薪酬组、事务组外，还要负责企业内刊《樱之人》的编辑及发先。培训组长由金自立兼任，培训组长是张声洋，薪酬组长是韩路，事务组长是史学宏，《樱之人》主编是崔平凡。

韩路曾经做过财务，为人十分圆滑世故，对金自立竭力迎合，两人关系很好，经常在一起说说笑笑的。史学宏虽然勤奋，但太过老实，其余几个组不想做或不屑做的事情都推给他，弄得他成天手忙脚乱的，吃力不讨好，看到金自立象老鼠见了猫似的。崔平凡为人很是清高孤傲，据说曾出版过两本诗集，经常上班时间写诗，他的职位可有可无，所以不掺和任何一派，任何一派也不屑拉拢他。

因为利益所趋，培训组、薪酬组是旗帜鲜明站在金自立一派的，事务组虽然对金自立很看不惯，也不敢公开反抗他。按理说，招聘组应该站在张声洋这一派的，但苗选婷对招聘组长的位子窥视己久，再加上她又是老员工，所以就和金自立走得很近，要本不把张声洋放在眼里。如此一来，张声洋就显得势单力薄了。除了阳容容、赵宁、刘文茜等另外几个招聘组人员外，没谁把他放在眼里。

金自立还不满足，他还想把新进人事部的我拉进他的那一派里，让张声洋更加孤立起来。所以虽然因为胡琳的事情，我和他产生了隔阂，但现在却对我格外热情，仿佛我们之间从来没有过节似的。但我知道，时间久了，若我还没有下决心站在他那一派，这种照顾便会变成“小鞋”。

我现在之所以能坐在人事部宽敝、明亮的办公室，一方面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另一方面和张声洋当初的推荐也是分不开的。何况，张声洋为人远比金自立坦荡诚实得多，我不会做忘恩负义的小人。

虽然人事部复杂的人际关系让我心烦，但工作做起来还算得心应手。樱之厂人员流动率很高，反正中国别的不多，就是人多。几乎每天都有员工辞职或被解雇，负责办理离职手续的阳容容常常忙得晕头转向。与此同时，两个招聘点不间断地招聘新员工，特别是普工招聘点，几乎每天都是爆棚，门外黑压压站着来自王湖四海的打工者。

４１７。

工作环境变了，在最初的新鲜感过去后，新的苦恼又接踵而至。人事部是没有冲压机开了，但几乎每天都要做各种各样的表格。有时候做在电脑前做表，我恍然又变成了做表的机器。

日本人对做表真是痴迷啊，芝麻绿豆点大的事都要做个表，然后对着表重复的开会，一次、两次，讨论的东西全部一样，并称这样比较有感全感。

这样做的严重后果就是，人事部会议特别多，不但人事部会议多，整个樱之厂会议都特别多。并且大部分会议都在休息时间召开，如周日或周一至周六晚上。有时一开就是三到四个小时，还不算加班。虽然开会不算加班，但如果迟到或不出席，却又能一律按旷工处置。

在车间上班时，每天宿舍、厂区、饭堂，三点一线，大多数时间处于睡觉和工作两种状态，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现在才知道，樱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这样或那样的事情，这也是会议多的原因之一。

在我进人事部半个月后，就发生了一次小规模的罢工。当时听说罢工，我紧张得心都提到嗓子眼里。但金自立却无所谓地说：“一群乌合之众，冒不出多大泡的！”

这次罢工涉及时计组立工场的六组全体工人共计八十余人，这些工人几乎每天都要站１６个小时，但本月所发的工资，以前每天两元的站立津贴却改成了每天一元。３０元钱对有钱人来说实在连九牛一毛都算不上，但对这些来自农村的工人而言，却是一笔很大的数目。

如果这次罢工能把所有被减去一半站立津贴的工人联合起来，也许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六组并没有这样做，他们在向所属科长提出恢复每天两元的站立津贴被拒绝后，第二天便集体不来上班了。

罢工期间，我去计生组立车间看了一下，偌大的车间里，除了六组，别的组仍在有条不紊地工作着，他们站在那儿象一棵棵高矮不等的权，机械地重复着一个动作，面无表情，目光呆滞。

如金自立说的那样，这次罢工并没有冒多大的泡泡。两个小时后，那些在宿舍里睡大觉的罢工者终于耐不住了，在保安及部分管理员的劲说下，陆陆续续回到车间上班。

虽然如此，当天下午，人事部还是张贴了一份告示，口气十分严厉：

告示

今天上午，计时组立工场在别有用心的闹事者带领下，无故罢工两小时，严重影响了车间正常的生产秩序，造成了无法估量的经济损失和恶劣的社会影响。

现要求知情员工举报别有用心的闹事者，可直接向上级举报或将闹事者名字投入意见箱，必有重赏。

若有知情不报者，一旦被查出，将受到严惩不怠！

落款是“总经理室”，后面还有市川总经理的签名，可见厂方对这次举报是极为重视的。

虽然没有知情者来人事部举报。但第二天打开意见箱上，我看到金自立面露喜色，从意见箱中拿出好几页纸，邀功功似地交给了王经理。

难道真有知情者举报，这让我很为那些所谓的“别有用心的闹事者”担心。

４１８。

我的担心绝对不是多余的，因为在樱之厂，大部分中国人在日本人面前都表现得奴性十足，一个奴性十足的人，在利益面前，出卖兄弟也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很多中国员工，在要求别人协助的时候，并不是坦诚自己要求协助的理由，而是要反复强调：“这是日本人说的。”虽然我为说这些话的人悲哀，但这句话却是屡试不爽的。

比如有一次我们人事部预定好的会议室被别的部门抢占了，大家愤愤不平，立刻有人厉声训斥：“吵什么吵，没见到里面都是日本人吗？”

当然，为了害怕惊动里面的日本人，他的声音很轻，但就这一句话，刚才还群情激愤的人群立刻变得鸦雀无声了。

在这样的环境下，似乎每个人都很累，办公室的气氛也很压抑。

在车间里，我这样的年龄己算大龄，但在办公室，几乎都是大专以上学历的，毕业后都二十初头了，所以我的年龄并不算太大。除了各部门的头头脑脑超过三十外，大多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正是最活泼好动的时候。可上班时，我们不能谈论与工作无关的事，不得大声说话，不可随便发笑，不能吃零食，每天坐到屁股抽筋，同事们脚步匆匆，似乎一个比一个忙。

我每天都要把几十甚至近百个新入职员工资料输入电脑，然后再把离职人员的资料从在职名单中删除。在这样的工作重压下，我的仓颉打字速度突飞猛进，半个月后，每分钟就可以打到近５０个字了。我的打字速度被王经理得知，连他都对我刮目相看：“即便在香港，也很少有人能把仓颉打得这么快。”

王经理虽是四十多岁的男人，但白白胖胖的，总是笑眯眯的样子，看上去很是温和，没有一点当官的架子。这可不象大陆同事，很多大陆同事，即便是做了班长、组长的，在下属面前也喜欢打官腔。

可惜王经理并不太管事，相本副总经理这段时间很少在办公室，据说有人把“樱之”厂告到了劳动局。他会说简单的汉语，但若要表达更深刻的意思，必须有翻译。所以每天都在翻译的陪同下四处“打点”。所以，人事部的生杀大权主要还掌握在金自立的手中。

据说金自立原是内地一家政府机关的秘书，因为郁郁不得志才一气之下来了深圳。在官场中混过的人，自是溜须拍马，八面玲珑，他把政府机关的那一套照搬照抄到公司里来了，对上级趋炎附势附势，对下属颐气指使，这让我越发对他厌恶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