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二哥和丽娟妈当初逼丽娟嫁给傻子的狠劲儿，还有上次，二嫂那样热情地让我去她隔壁卖童装，也不是没有自己的想法的，不觉也寒了心。

时间过得真快，很快又到收割小麦的时节了。虽然收割小麦相对收割稻子要轻松些，但收过小麦后，便要耕地、放水灌田，最后插稻秧，所以比收割稻子的那次农忙更累一些。收麦子的时候，我的双臂不但染上了一层黑黑的“麦丹”，也被麦芒刺出一条条红红的划痕。小麦虽然很漂亮，但它的麦穗外面，却有一层薄薄的、黑黑的东西，我们把这层东西叫“麦丹”。我双臂上的“麦丹”还没有洗净，划痕还没有愈合，又很快到插秧的时候了。

弟弟上初三，要准备中考了，所以没有放忙假；妈妈有关节炎，割麦子还行，但我不想叫她下水，所以几分稻田，都是我一个人插秧。

插秧的时候，小半截腿浸在布满麦茬的泥水里，头顶是炽热的太阳。双腿、双手在泥水里泡久了，再被太阳暴晒，皮肤先是发红，然后发白，最后一层层的皮往上脱。刚脱了老皮的皮肤，经太阳一晒，更是生生地疼。

我从小就怕这些软体动物，（这边跟上边的有点脱节）别的软体动物都还有可能躲避，就是稻田地里的蚂蝗，真是避之不及。记得我第一次下水学插秧，感觉小腿肚一疼，抬起腿来一看，一条小拇指长的蚂蝗正死死叮着我的小腿肚子，黑黄的身子还不停蠕动着。当时就吓得我哇哇大哭。幸好爸爸赶来，一巴掌拍掉了。但现在，没有爸爸帮我拍打了，妈妈正在远处的田头整理稻秧。我的腿越来越疼，软软的蚂蝗让我头皮发麻。

正在旁边地里插身的淑芬也看到了，她大喊：“海燕，你腿上有蚂蝗，快打啊。”

我好害怕，那条腿都不敢动了，战战兢兢地说：“我，我不敢打。是不是等它喝饮血了，会自己松开？”

五福半真半假说：“才不会松开呢。蚂蝗如果不打掉的话，它有可能钻进人的皮肤，说不定还会钻进你脑袋里呢。”

这真是恐怖！情急之中，我硬着头，忍住对软体动物的恶心，猛地扯住蚂蝗的后半截身子，拼命往下拉。可那蚂蝗仿佛长在我腿上一样，怎么也扯不下来。淑芬大笑：“谁叫你扯啦？快打啊，蚂蚯只能打的，再不打，真的要钻你脑袋里了。”

我连忙放开手，闭上眼晴，猛地一个巴掌拍下去，大约是吸得太紧了，连拍了两大巴掌，蚂蝗才掉下去。我怕它再来叮我，赶紧找了一根小树枝，将它挑到了田埂上。

望着田埂上蠢动了几下就不动了的蚂蝗，我第一个念头是：农民种点粮食很不容易；第二个念头就是，很不容易种的粮食，在物价飞速上涨的今天，却比什么都便宜！

农忙过后，我整个人瘦了一圈，脸也是红黑红黑的。照镜子的时候，我就想，这样的红黑，是长期在农村生活的人惯有的脸色。如果我沿袭母辈们的生活习惯，嫁一个农民，永远在农村生活下去的话，这样的脸色，是我最终的肤色。并且，我会和母辈们一样，整天围着丈夫、孩子、田地、锅台家务转，脸上早早刻上皱纹，早早衰老。最重要的是，我的青春，我的理想，只能变成恒久的记忆，随我进入无声的坟墓。

尽管这个想法让我害怕，但残酷的现实，让我无处可逃。

二哥二嫂那边迟迟没有消息，我的心也渐渐淡了下来。我依照妈妈的吩咐，从外婆家抱了几只小母免子，每天薅草，然后精心伺弄我的小免子们。如果现在有人问我的理想是什么，我会告诉他，我的理想就是看着我的小兔子们快快长大，然后多下几窝小兔子，周尔复始，我就会有很多很多的钱了。

我妈不再为我亲事忙碌，来我家提亲的人也就没有多少了。我把给刘军比织的毛衣拆了，给我弟弟改织。每天喂过小兔子们，我就抱着毛衣，一边陪着妈妈说村里的闲话，一边有一针没一针地织起来。

相对于东莞繁忙而紧张的打工生活，这样的日子对我来说是轻松而快乐的。但我不知道，这样的快乐，能持续多久。

和这种波澜不惊的生活一样，我的心，也宁静似水。经历了这么多的挫败，对于生活，我不再有任何梦想；对于男人，我不再抱有希望。我甚至想，这个时候，要是有一个稍微正常的男人，无论他是否文盲，无论他是否流氓，只要他愿意娶我，我都会嫁给他的。

在一个不算炎热的午后，这个男人，走进了我的生活。

他就是我的初中同学宋小帅。

那天，我和往常一样，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和妈妈说着村里的闲话，一边给我弟弟织着毛衣。此时，天气湛蓝，空气清新，我不禁深深吸了一口气。想想在东莞，虽然可以挣到一点钱，但空气中经常散发着油漆味、塑胶味及各种各样的怪味儿，四周总是灰蒙蒙的，甚至于，因为大多数时间处于工作和睡觉两种状况，我根本没机会抬头看一看天空的颜色。

正在我又要浮想联翩时，村里响起了一串悠长而嘹亮的叫喊声：“收死鸡死鸭子了，谁家有死鸡死鸭子拿来卖噢。”

叫喊声刚落，我看到邻居大婶慌慌张张走出家门。我妈取笑她：“看你急的，去找老相好的啦？”

大婶沮丧地说：“我还有那份闲心？我去喊"收死鸡的"来收死鸡。我家鸡可能是生瘟了，刚才一眨眼的功夫，就死了四只，要是再死下去，没有母鸡下蛋，今年油盐钱就省下来了。”

我妈也替她着急起来：“那快去吧，喊一圈要是没人家卖鸡，他就会到别处去的。”

大婶“嗯”了一声，便小跑起来。

望着大婶干瘦的身影，我妈叹了一口气：“你大婶命苦啊，你大叔和你爸那次在煤矿出事后，你大婶就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孩子过。现在还好，一个初中，一个小学，以后上高中、大学可怎么办？现在的学费，全指望她在曹菊的塑料鞋底厂干活挣钱。没结婚的都不敢在里面做太久，听说做久了就不能生孩子。你大婶才做一年半，现在总说自己胸闷，喘不过来气呢。”

我随口问：“大婶还不到四十岁吧，那她怎么不改嫁呢？改嫁也有人替她养孩子。”

我妈白了我一眼：“改嫁就那么好改的？农村人，只要日子能过得下去，有儿有女的，谁去改嫁？再说了，就是她想改嫁，哪里去找那么合适的人？”

正说着，大婶带着“收死鸡的”一前一后过来了。一看到那个“收死鸡”的，我不禁笑起来：“宋小帅，是你啊？”

宋小帅也看到了我，看了看我的家，高兴地说：“杨海燕，原来这就是你的家？我以前经常来这个村的，你们村里人多数养免子，鸡鸭养得少，后来我来得就少了。今天正好路过，我随便来转一圈，没想到就遇见你。”

说话间，大婶的鸡又死了两只，望着刚才还活蹦乱跳的鸡倒在地上，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了，大婶心疼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因为是生瘟疫死的鸡，宋小帅按照他收死鸡的惯例，出价是一块钱一只，但大婶要一块五一只。宋小帅看了看我，大方地说：“一块五就一块五吧，六只你全卖吗？”

大婶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狠下心来说：“留一只吧，整天青菜、萝卜的，我家两个讨债鬼早就馋死了。”

于是就留下来一只，五只鸡卖了七块五元钱。宋小帅把死鸡一只只扔进自行车后的筐里。那是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车后面有一个大筐，筐里面横七竖八地放着大半筐死鸡。

宋小帅看我打量他自行车，解嘲道：“我这辆车，除了铃不响，其余什么地方都响。没办法，现在卖的那些轻便自行车中看不中用。”

我妈听说宋小帅是我同学，赶紧热情地招呼他到我们家坐，还给他倒了满满一杯白糖水。宋小帅真的渴了，毫不客气地一把接过来，仰天“咕咚咕咚”几口就喝光了。

我妈望着他喝水的模样，一脸欢喜。

喝完水，我妈关切地问：“你结没结婚？多大啦？”

宋小帅爽快地回答：“我还没结婚，和海燕一年生人，比她大三个月。”

我妈满意地点点头，别有深意地望着我笑。

知母莫若女，自从我这次回到家，我妈一看到和我年龄相当的男孩就两眼放光。我故意装作没看到她的递过来的眼色，转头奇怪地问宋小帅：“你比我大三个月？你怎么知道你比我大三个月？”

他脸“腾”地一下红了，不好意思地挠挠头：“于娟说的呗，你还不知道吧，顾斌就是和于娟结的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