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主任立刻亲自出马，走向那几个拿着行李想过来结工资的人。先是一个，两个，三个。。。。。。男工们很快排成了队，一边叹气一边交出各自的厂牌、厂服、饭卡、宿舍钥匙，经过我们各部门代表一一确定签名后，领了工资，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出厂门。

快到下班时间了，他们几乎都没有落脚的地方。有老乡投奔还是好的，没有老乡投奔的便联系几个相同命运的人，准备到偏僻的山上或很难被治安队发现的地方过夜。

有很多人哀求我们：“工资我明天再拿，让我再在厂里过一夜好不好，就一夜。过一夜你们就多扣了十元好不好？不，二十元，三十元，五十元也行。”

对于这些请求，人微而言轻的我们只好无奈地摇头。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只有十六岁的男孩，去年进厂时他借的是别人的身份证。他１。５５左右，长得非常秀气，瘦弱得可怜。结了工资，他却抱着凉蓬边的柱子不肯走，他哭着求我们：“让我住一夜好不好，就一夜，我真的没地方去呀。”

胡海波问他：“怎么没地方去？是谁带你来东莞的你再去找谁啊？”

男孩可怜巴巴地说：“是我哥带我来的，可我哥得了胆囊炎，这边看病太贵，他上个月回家做手术了呢。”

我们面面相觑，都非常同情他。按刚才驱逐男工的办法，余武应该威胁他离厂的。但余威看着哭成泪人的小男孩，苦笑道：“我真的下不了手呢。”

但这时，除了这个小男孩，所有的男工都离开了。宋主任脸上露出了笑容，长舒了一口气说：“谢天谢地，终于都走了。”

回头一看抱着柱子的男孩，诧异地问：“这个也是吗？”

我试探着问：“他好可怜呢，能不能让他在厂里过一夜？”

宋主任向我一瞪眼：“出了问题你负责？”

我吓得立刻噤了声。

余武只好走过去，轻声说：“走吧。”破例没有象刚才对待别的男工那样粗暴和大声。男孩却仰着流满泪水的脸，可怜巴巴地望着他一下，忽然抱住他粗壮的大腿，哀求道：“求你了，求你了，我求求你了。”

余武叹了一口气，但还是强硬地抱着他离开了柱子，另一手提着行李，将他送到门外。

我难过地看了一眼手中的“辞退通知书”，会计部结算工资那一栏有他歪歪扭扭的签名，我牢牢地记住了那三个字：刘小逢！

在那一刻，我忽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等条件允许了，我一定要记录下他的名字，记录下曾经发生在广东东莞土地上的这段历史！

我相信，历史不会忘记，东莞不会忘记，我不会忘记！曾经有这么一个瘦弱而秀气的男孩，他的名字叫：刘小逢！

当天晚上，因为针织厂一次性解雇了１６０名男式，梭织厂那些放假的男工们也惴惴不安起来，他们四处打听是否梭织厂也要有一批男工被解雇。但所有经理级以上人员对于这个问题回答得非常绝对：“绝对不会！”

得到如此明确的答复，男工们安下心来。谁知第三天中午吃饭时，梭织四个车间又有１６０名男工的名字被贴了出来，并要示这１６０名男式吃过饭后到篮球厂集合。因为前车之鉴，男工们虽然个个骂声不绝，但还是乖乖地回宿舍拿了行李，没有象上一批被解雇的男式那样对峙和反抗。据代表梭织厂参加这次解雇事件的朱蜜说，这次只是象征性地来了几个治安队员，并没有象上次那样大张旗鼓。

留下来的男工们更加惶惶不可终日，特别是那些仍在放假的人，更是提心吊胆。很多人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知不知道，还解雇男工吗？”

那一段时间，笼罩在非典阴影下的“金秋”内忧外患，人人自危，不断有传言满天飞。这些传言有的是说非典的：哪里哪里又死了人；政府己取消所有大型集会，比如演唱会、人才市场等；所有工厂都停止招工等等。每个传言到来都让我们害怕好一阵子，厂里给每人发放了一只一次性口罩，要我们不到万不得己出门时一定要戴上。

还有传言就是关于那些被解雇的男工的，暂住证虽然没有过去查得严了，但依然没有停止。那些被解雇的男工们，很多厂本来就不招男工的，现在因为非典，更是进不了厂了。有亲戚朋友的便暂时借住，也有几个人合租房子的。那引起既没有亲戚朋友又没钱合租房子的，有的睡在桥洞里，有的睡在山上。还有部分回家的，因为内地非典查得严，从北京广东回去还没和家人见面便被隔离了起来。

在这样的传言中，厂里人人自危。和沈洲同住一室的韦驿己经辞职了，暂时便只有他一个人住那间房，我每天一下班便和沈洲呆在一起，那段时间，沈洲对我也是少有的细心和体贴。在初夏的东莞，我们象两只看不到未来的流浪狗，互相安慰着等待不可预知的明天。

那天晚上吃过饭，我又急急地朝沈洲的房间走去，段明兰忽然在路上拦住我，她似乎比以前漂亮了，但神色之间却有掩饰不住的忧伤。

自从做了孟小姐的助理后，我和包装组及车位组的老朋友都疏远了许多，似乎之间有了隔阂一般。此时的她，也不象以前和我说话那样随便了。我努力亲热地问：“明兰，你气色比以前好多了呢。”

她害羞地笑笑：“乱讲。海燕，还会不会解雇男工？”

我为难地说：“我也不知道呢，你又不是男的，问这个做什么？”

她犹豫了一下，终于说：“我谈一个男朋友，叫谢军，己经放假三天了，是我们车间的车位，我好怕他也被解雇。如果他被解雇，你能不能帮忙留住他。”

男车位是这次被解雇的首要职位，每一个被解雇的男工都是由各部门的主管点名的，那些主管都在想方设法留下自己的老乡或朋友，哪有多余的名额让给别人？再说我在车间的地位本就是非常尴尬的，又有哪个主管会给我面子？想到这里，我暗中叹了一口气，极不忍心地摇摇头：“对不起，明兰，不是我不帮，实在是，我没这个能力。”

听了这话，她神情愈发忧郁了起来，无助地说：“那我们该怎么办啊？”

我看准四下无人，小声引导她：“或者，可以去劳动局投诉。”

她苦笑道：“劳动局？之前被解雇的那些人早就去过了。”然后她叙说了那些男工投诉的遭遇，听得我的心冰冷到了极点。

原来，那些被解雇的男工们在亲友的指点下，先是打电话给镇劳动局，镇劳动局让他们找劳动仲裁机构，劳动仲裁机构让他们找社保，社保让他们找劳动局。万般无奈之下，他们只好打电话给市劳动局，市劳动局却又要他们找镇劳动局。他们象皮球一样给人家踢来踢去的，后来他们联合了几十个人硬闯进镇劳动局，镇劳动局第一次态度很好，让他们回去等待处理。他们就回来等处理了，焦急地等了三天过去了，什么处理结果也没有。从厂里出来后，他们并不是住在同一处，第二次再去就剩十几个人了，劳动局的人就让他们拿劳动合同，他们拿不出，因为厂里根本没有和他们甚至和任何人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局又让他们拿解雇通知书，他们拿了，是复印件，但上面结算工资那一栏有他们的签名，劳动局便以此认定既然己经领了工资并在解雇通知书上签了名，就是同意被解雇的，还告什么告？如是还要告下去，叫他们找劳动仲裁机构。

他们再想去找劳动仲裁机构讨说法时，才发现只能联系到几个人了。同时也明白，这样来来去去，就算讨了一个说法，就算补偿了一个月的辞退代通知金，还不够车费、电话费的钱，还有所付的精力和所受的屈辱呢？最重要的是，还不知道要被人当皮球踢多久？当猴儿耍多久？

她语无伦次地说完，我完全傻住了。她哀求地对我说了声：“打扰了。”便拖着沉重的脚走向不远处一个黑瘦的男孩。我知道，那就是她的男朋友谢军了。

一周后，针、梭织两厂竟然又分两次解雇了１８０人。这１８０人解雇得更加突然，名单是早就拟定好的，甚至连原先的手续都省略了，只结了工资便将这１８０人打发走了。

这次解雇，连治安队都没有出动。但所有被解雇的人都垂头丧气，自认倒霉，第一次解雇那１６０名针织厂男工的混乱局面，再也没有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