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回过头来时，二叔己经将他的尼龙包打开了，同样是一个个四四方方的骨灰盒。我一眼从放在最上面的那个骨灰盒上看到了爸爸的名字，“杨战良”三个字刺得我眼睛都睁不开了，我悲伤地叫了一声：“爸爸”，将骨灰盒抱在怀里，放声大哭。

爸爸死了，还有我的三舅，我的邻居，在这次矿难中，我们村和邻村共有三十八个青壮年男子不幸遇难，年龄最小的２２岁，最大的５２岁。

二叔四个人之所以幸免于难，是因为二叔他们去得晚，爸爸所在的矿井己经不需要人了，他们就到另一个老板的煤井里做事。瓦斯爆炸后，煤矿老板连夜逃走，消息一度被有关人员封锁，致使救助不及时，矿井里的三十八人全部遇难。

这三十八人，全部是我的父老乡亲！

因为是私人小煤矿，煤矿所在的山头象这种小煤矿遍地开花。所有的用工手续及安全措施都不完善，至于企业注册什么的，更是奢谈。所以，煤矿老板逃走后，人们除了知道他名字叫齐月升、湖南人、未婚，对其他情况一无所知。

偌大的中国，要想凭这一点线索让丨警丨察逮捕逃犯，无疑于天方夜谭。何况，就是这一点线索，还不知道是真是假呢。

齐月升，你不得好死！这句话，被我们无数张嘴重复着，一遍又一遍！

５．

与此同时，我们村笼罩在一片肃杀的气氛中，即便是家里没有死人的，也都和死去的这三十八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人家的门前竖起了白幡，进出村庄的老人、妇女和孩子都哭到声音嘶哑。

我知道这样是不合理的，煤矿所在的地相关部门应该有人为此负责。但因为齐月升的逃走，相关部门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他头上了，说他是私自采矿，原本就是非法的。再加上我爸他们又没和他签定任何合同，更别提买保险什么的，所以我们没有得到一分钱的赔偿。就连我爸他们的骨灰盒，还是当于政府出于人道主义给买的。

村中发生了这样大的事，很多在外面打工的人都回家了，村里的人似乎在忽然多了起来，但人越多，悲伤的气氛却越是强烈。

几乎是一夜之间，村子西边的半山腰上，竖起了一座座的新坟。

妈妈的头发短短的三天全白了，十三岁的弟弟也好象懂事了许多。办完爸爸的丧事，家里还剩下不到五百块钱。望着那叠薄薄的钱，我知道我的人生因爸爸的去世彻底改变了。

奇怪的是，我很悲伤，但这悲伤并不是因为无法上大学。尽管那曾经是我梦寐以求的，如果早知道爸爸会死，我宁愿连小学都不要上。如果我不上这该死的学，我就会早早出去打工补贴家用，爸爸也许就不会出去挖煤了。

那一刻，我对自己充满了仇恨，我觉得是我害死了我最亲爱的爸爸。

我可怜的妈妈，即便是这样，她仍然记得要我上大学。刚送走爸爸，她就把我叫到面前，难过地说：“海燕，快开学了，我们借学费吧。”

我安慰她：“妈，你快别说了，我不去念书了。”

妈妈叹了一口气，什么也没说，只是眼里，满是内疚。

妈妈的内疚让我心疼，爸爸死了，家里的顶梁柱就倒了。妈妈身体又不好，弟弟还年幼，做为长女，我现在要做的不是自己上大学，而是要照顾好这个家。

就算现在借到了学费，还有生活费，还有以后三四年的费用呢。再说，妈妈和弟弟以后怎么生活？除非现在天上能掉下一大堆钞票，但我知道奇迹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所以当天下午，我就带着弟弟来到爸爸的坟前。我毫不犹豫地将那张录取通知书烧成灰烬，流着泪对爸爸说：“爸爸，你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妈妈，供弟弟念最好的大学。”

弟弟忽然说：“等我长大了，我一定要杀死齐月升那个坏蛋！”

这正是我心里一直想的，我紧紧握住弟弟的手，坚定地说：“爸爸，你安息吧，我一定要找到齐月升，为你报仇！”

６．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弟弟开学了，区区的五百块钱再去掉弟弟的学费及各种费用，便了了无几了。按我们家的现状，妈妈身体不好，弟弟年幼，我应该呆在家里照顾他们的，但呆在家里只好连农活都没得做。

早在三年前，我们村就只剩下每人两分的口粮田了。多年以前包产到户所分得的大部分土地又被上面重新收了回去。收回的土地一部分以高价卖给村民盖房子，另一部分则以极低的租金租给村干部或村干部的亲戚朋友搞养殖及种大棚疏菜。虽然获利颇丰，但我们杨家是几辈子的农民，一直在村里受人欺负的，这种好事是断断轮不上的。

村里外出打工回来的人在办丧事后，很快又回去了。他们得知我不去读书后，都表示可以带我走。但我几经思考，还是决定留下来。我不想走得太远，只想在县城找一份工作，这样家里有了事也好照应。得知我的想法后，村里嫁到县城的一位本家大姑找到我家，她说她在县城开了一家理发店，我可以到那边和她学习理发技术，出师后也可以自己开店。

妈妈当即拒绝：“我不同意海燕去学理发，整天把男人的头抱在怀里，象什么样子！”

虽然我也对理发抱有成见，但现实不容我乐观，所以我安慰妈妈道：“可我想去呢。理发总归是一门手艺啊。书上常说呢，家财万贯，不如薄技在手。”

大姑听了我的话，笑得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说她要急事要马上赶回县城，并给我一个地址，说我什么时候想去都可以。

当天晚饭时，妈妈一直在抹眼泪，我心里也很难过，只有弟弟高兴地说：“姐姐你学了理发，以后我剃头就不要钱了。“

听了这话，我一直在眼圈里打转的眼泪一下就掉了下来。弟弟还小，他还不知道世事的艰辛。可在他还不知道世事艰辛的时候，他就没了爸爸。

正在这里，忽然听到院子里有一个女孩的声音响起：“海燕在家吗？”

我向外一看，惊喜地说：“丽娟？怎么会是你？”

丽娟姓王，家住邻村，是我高中同学。本来她的成绩很好，谁知在初三时和一个叫陈刚的男同学谈起了恋爱。陈刚初中毕业后便去东莞打工了，丽娟虽然读了高中，但因为一直和陈刚保持着通信关系，成绩并不好。

看到我，丽娟拉着我的手一下子哭了：“海燕，我差点就没脸见你了。”

我赶忙问：“发生了什么事了？”

７．

丽娟咬牙切齿地说：“你们村那个嫁在县城的女人，她是个骗子，前段时间她说带我去学理发，我去的第二天她就逼我卖身。要不是正赶上我爸死了家里去县城找我，我一辈子就毁在她手上了。”

听了她的话，我和妈妈面面相觑。我们村嫁在县城并且理发店的女人只有一个，那就是白天在我家的那个大姑。

丽娟就是刚听别人说我要跟大姑去县城，她才知道我原来并没有去上大学的。我现在才知道，丽娟的爸爸也是这次煤矿遇难的三十八人之一。三年的同学情谊，相同的遭遇一下子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何况初中时，我们还是很好的朋友呢。

丽娟说，县城工作很难找，国营企业我们是进不去的。其余的那些小厂进去也是出苦力的，并且工资低到只有一两百。在县城，农村女孩子一般只能做饭店服务员、理发店洗头妹等等工作。工资虽然高一些，但要受人欺负。这些路全被堵死了，那么我们只有外出打工了。

我们家族没有什么亲人在工厂打工，但丽娟家却是门户很大的。丽娟开始说想到江浙一带找她表姐堂妹，听说那里虽然工资比较低，但一般是三班倒，不太累，不过外地人非常受排挤。后来，丽娟又斯斯艾艾地说想到广东东莞去，虽然那边很辛苦，但工资很高。更重要的是，己经在东莞三年的陈刚现在己是一家大型港资制衣厂的烫工班长了，月工资最高可拿到两千呢，几次来信都叫她去呢。

虽然我家在农村，但因为一直有爸爸妈妈哈护，穷人家出娇子，我也是个没吃过苦的人。听丽娟这样一说，便赶紧表明想去江浙。丽娟有些无奈：“我妈也要我去江浙，她怕我吃不了广东那边的苦。去江浙也好，那里有我们许多四川老乡，不怕受人欺负。”

我忽然心中一动：“江浙有许多四川人？那你知道那里有没有湖南人呢？”

丽娟肯定地说：“没有，有也是极少极少的。表姐说那里大多是江浙一带本地人，然后就是四川安徽河南的了。湖南人都去广东打工了，陈刚说他班里有一多半是湖南人，那些湖南人经常合伙欺负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