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郁洁来了之后，我先叫她到里间去坐。当然，她可能不肯。但我故意叫值班的话务员打电话过来。这样说明我有事，让她先进去坐着等一会儿，那时她总不至于还不肯的。
我还想到，把那把剪子交给郁洁，我要吻她时，她如果不愿意，就用剪子反抗。我要看她以什么态度对待这件事。这是我和雄蜥不同的地方。毕竟，我们是人，是要讲文明的。
我要好好地吻吻她，爱抚她。如果她感到这里不行，我就建议换个地方。我以为她既然认为我们是在谈恋爱，她就会接受我的意见，同意换个地方好好吻一吻。
因为，显而易见，安静下来，对双方都是好事。
为了让我对她的到来有所准备，我让她在下机时打一打文化科的铃。她说：
“我来就是了，不用打铃。”
“不，要打！”我坚持说，“让我思想上有个准备。”
“那也行。”她说。
我到值班室后，让她打一打文化科的铃，看是否听得见。她打了，问：
“听见了吗？”
“听见了。”
我几次拿起电话，总还是她。我说：“怎么还不来呀？”
她说：“她们还没有来换班。”
“快点”。
“嗯。”极听话的样子。
快到四点钟的时候，齐玉洲鬼使神差地上楼来了，他向宣传科方向走去。就在这时，楼下传来一个女孩子轻快的歌声，一直唱上楼来了。我一看，竟是郁洁。我还是第一次听见她唱歌。她平时很少唱歌的，今天怎么突然唱起歌来了呢？可能是想让别人理解为“心底无私天地宽”吧？
齐玉洲显然听到了歌声，站住了，从过道那头向这边张望。他看见了郁洁。我示意郁洁进值班室，并像是对郁洁说：“她们在那边。”
我说的“她们”，是指钉被子的张晓薇和王慧。
我迅速到文化科，叫接替郁洁值班的洪丽娟过20秒以后打值班室的电话。小洪说好的。
我回到值班室。郁洁急着要书。我说进里间坐一会儿吧，她探头看了看里面，不进去。
小洪打来电话，铃声大作。我接。
就在这时，齐玉洲进了值班室。我一边接电话，一边故意向郁洁介绍说：
“这是我们齐干事。”
他们俩都笑起来，说：“我们认识。”
“班长大人光临值班室，有何贵干？”小齐开玩笑说，说说就走了。
小齐一走，郁洁就急着要书。说是她在值班。我让她坐会儿。她就是不坐。
我原计划的节奏已被彻底打乱。我看她真的急，就把书拿给她。她拿着书就要走。
我急着告诉她：“把书包一下。”
她边答应着，边出门。
“把照片给我！”我轻声说。
“我没带”，她说着，像泥鳅似的溜出门，径自下楼去了。
郁洁走后，我很懊丧，心情悲凉，生趣全无。
我感到奇怪，这样精心而周密的策划竟然不能成功！
我到会议室看了一会儿张、王钉被子，但心情的愁苦始终得不到排解。
记得民国时期的文学家吴宓教授，曾经爱上过自己的一个女学生。吴教授是个意志很脆弱的人，非常害怕将来受情感折磨，于是在准备正式向对方表达感情之前，先跑到寺庙里去抽签，希望能按神灵的旨意作出最后决定。他摇了一签，拣起来一看，当场仰头叹道：“吴宓苦矣！”
原来，他那签上写的是六个字：
不能退不能遂
我感到自己现在正是处在这样的境地。
天气突变，室内光线迅速暗下来。接着刮起了可怖的狂风，办公楼楼上楼下的门窗，这里那里，乒乓作响；窗外的大树披头散发，前俯后仰；想象得出，操场上，马路上，一定是尘土飞扬。
才五点来钟，值班室内竟然完全黑了。接着电闪雷鸣，大雨倾盆而下。
这奇异的黑暗和感情的挫折一同压着我的心。
郁洁回去以后，继续上机值班。
为了改变这种“不能退、不能遂”的状况，我很坚决地对她说：
“郁洁，我求你一件事，请你晚上到我这里来一下。”
“我不来。”她说，犟得象一头小蛮牛。
“就来呆一会儿。”我说。
“这是不可能的。”她说，“我将来要回苏州；我现在还是个战士。”
“我的要求并不过分，我只要求你给一张照片给我。”我说，“甚至什么也不要，就要你来看我一下。”
“可这毕竟是不正常的。”
“太正常就没有生活了。”我脱口而出。
“多不好！”她说，“让齐干事看见了。”
“不要紧的。”我说，“凭你和他的友谊，凭我和他的友谊，他都不会张扬的。”
“你说我和他的友谊——我和他有什么友谊？”她反问我。
“我们这样只被他看见一次，而一次是不能形成什么印象的。而且，”我说，“我会设法缓和这件事的。”
我放下电话又拿起来，一次又一次地要求她。
她有时显得很感动，但始终不答应。
她告诉我，她晚上不能来，因为晚上连里开连务会。
又说，即使不开连务会，她也不会来的。
她反复地说：“我对你是尊敬的，”又说，“这是两方面的事。”
但我仍然坚持自己的要求。
“这多不好，”她简直被我弄得没办法了，说：“要是让我们班里的同志发现，我怎么说得清楚呢。”
“可你迟来一分钟，我就要多受一分钟的痛苦。”
“以后再说吧”，最后，她几乎是带着恳求的声调说：“她们来换班了，请放下电话吧！”
我不得不听从她的意见。
大雨一直到下班时间仍然不停，干部科陈林丰干事等竟被堵在办公楼里不能去吃晚饭。
看着楼外特大的风雨，我内心惊异不已，我想：这可能是上天在为我的不幸而颤抖和哭泣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