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第二次抓捕郭思甜的，是南山县一家林区派出所。
军户寨南去八十里的南山县，境内一小半面积位于秦岭北麓下关中平原，大半面积绵延至秦岭深处；郭思甜违法购买野鸡的作案地，属南山县那家林区派出所执法的警区。
名不见经传的南山县原属东陵专署下辖的一个小县。20世纪80年代改制（当时的词）前，东陵专署辖13县、市，南至秦岭腹地，北与共产党当年的陕北根据地接壤；以古秦都——东陵市（改制前属县级市）为中心，全专署素有“南八县”、“北五县”之称。80年代改制时，说是要给省会古都晋升全国直辖市创造条件，就把东陵专署南边的南山县、南水县以及北边的陵北县，都划割给古都管辖了。那一年东陵专署同时撤销，改称为地师级的东陵市；原县团级老东陵市也同时撤销，一分为三成秦渭、秦原、秦西三个县级区。我们太公镇（1958—1978年称公社）的杨国栋书记，就是在那一年被市委书记耿福祥同志力排众议提拔为秦原区区委书记的；杨老后来从东陵市人大副主任位子上光荣离休，已享受地师级待遇了。那年改制后，我们太公镇隶属秦渭区；2009年太公镇也晋升为太公区，军户寨同时升为街道办事处。人说寨子升“办事处”后，5689位“野人”子孙（2009年在册人口）一夜间就成“城里人”了！人还说“办事处”与当年的“公社”、“乡”及“镇”平级，不像以前的“村委会”——那是与城里退休老太太们领导的“居委会”平级的。
不过，关于渭水边那片黄土地上从元代“野人”入关到2010年“与国际接轨”（最新时兴说法）的所有风云演义，我还是到后面再慢慢讲吧；我虽已53岁，可离死总还有些日子，所以不急。
那现在讲啥？讲南山县，讲那家林区派出所吧。
实话说，1977年我刚上大学那阵，对东陵专署下辖的那个遥远的南山县还真有点鄙视甚至憎恶！我当时阿q式自命“高贵”和荒谬可笑的地域偏见何以而生？说来也确有客观原因：那南山县1949年后创造的“辉煌奇迹”真他娘太多、太多了……
就说土改那年，半山区的南山县，原本比渭河平原上富饶的东陵专署首府——东陵市（指原县级市）穷得多，人口也少得多，可那个“革命先锋”县那阵儿订的地主成分、挖出的“阶级敌人”却远比我们东陵市多得多！其实那里很多“地主”虽说有几十亩、甚至近百亩地，可那些常常颗粒不收的山坡旱地，10亩也远不抵东陵渭河南有井水灌溉、厚土肥沃、旱涝保守的1亩！我祖父和我父亲在世时就常不无自豪的叹：咱屋民国手（民国年间）16亩地，是小家人，土改订了个中农，可咱那时过的日子比南山县那些穷地主滋润多了！我祖父、我祖母、我父亲都这么说，包括老瞧不起我们家的“地主小姐”——我母亲也不得不承认：我姑姑出嫁后，我大哥出生前，我们家16亩地打的麦子足够一家四口人天天吃白馍、捞粘面；玉米、高粱、豌豆等粗杂粮，大都用来喂猪、喂鸡、喂黑驴和那头黄牛；家里早饭喝玉米粥，中饭偶尔打搅团（用玉米面），那也是人想吃粗粮调口味了。可南山县很多“地主”家，却总是把细粮专换成粗粮吃——那时1斤麦子能换2斤玉米。还有南山县很多“地主”家那些比一只老山羊大不了多少的小毛驴，更是被我祖父嘲笑了一生；我祖父说：那些碎驴驴子连个石磨都拉不动，十个也不低咱屋一个大黑驴——咱黑驴不要黄牛拉稍，也能驾辕拉一大车土粪。后来学了木匠手艺的我父亲，则老爱笑南山县很多“地主”家既没三椽楼房（有木楼），更没四椽厅房，笑那些房都是把檩架山墙上、把椽钉檩上的“两耷拉”。“两耷拉”是东陵渭河南一带穷人家住的房子，我们中农家的门房都是“两耷拉”。
也许越穷越革命确是“真理”，也许共产党当年的秦岭纵队在南山县播下的革命火种更易燃烧，也许秦岭深山里千百年来各路土匪遗风犹存——比如我外祖父当年在门外石狮下拣的养女16岁时被土匪抢去做压寨夫人，而那股土匪就常在南山县一带出没；总之，南山县土改“革命”革得真地道、真厉害，他们不光把地主们赶出“两耷拉”的“豪宅”，给地主们戴高帽子游街，还把很多地主吊起来对其肉体进行“英勇斗争”……有些地主男人“自绝于人民”（对“阶级敌人”自杀行为延用多年的一个专用词）后，他们就把地主男人们年轻好看的遗孀作为“革命成果”娶为妻，让那些被地主阶级“霸占”了数年的美丽躯体在黄土炕上开始为“革命做贡献”，然后为“革命者”繁衍革命后代。不过那时也有些地主遗孀对前夫依然怀着“反革命感情”，她们竟不愿嫁“革命者”，不愿投身“革命阵营”。于是，就有意志最坚定的“革命者”毫不手软的“革”破她们“狐狸精”的“反动脸蛋”，甚至用刀子“革”掉她们丰满鼓盈的“反动乳房”……
关于南山县在土改中“辉煌”的“革命业绩”我不想再讲了，还有很多地方与南山县都差不多；现不妨节录两段史料如下：
……平利县四区双河乡对地主、富农、中农以及工商业者40余户进行了全面清算和罚没，连茶缸都不放过。[119]长安乡王曲区斗争地主、富农“打、跪、拔胡子、脱衣服已成习惯”。渭南县九个区一个市的统计，因土改干部乱施刑罚、疲劳审讯逼供逼死7个地主，15个普通农民，富农、小商、干部及小土地经营者各1人，造成上吊、跳井、自刎81人。[120]镇安县分了富农的土地和竹林管区，并征收了半地主式富农的自耕地。石泉县7个乡斗43名旧保甲人员，并把他们和地主一起集中起来强制劳动。南郑58个乡，平均半数地主成份者被打，自杀96人。安康县惩治地主661人，管制357人，自杀82人，紫阳县一度将地主几乎全部管制起来。[121]
梁漱溟回忆：
……饭后，毛主席问我，对土改、对四川，你的印象如何？随便聊聊吧。我大致说了两点。一是对土改，我看到贫苦农民的愿望和要求，土改很必要，也很及时。但我也指出，有些政策执行得不好，比如政策规定不许可打地主，但我亲眼看到在斗争会上打得很凶，有一对地主夫妇因此一块跳河自杀。这个问题要引起注意，不然地主感到自己没有活路，不是反抗，就是自杀，后果不好。对于这一点，毛主席笑着说，你说的情况别的地方也有发生的，我们总的政策是斗倒地主，给他出路。大多数地主不会自杀，也不至于反抗。问题是贫雇农受苦受压多少年了，怒火一点着，就难以控制，于是对地主非打即骂。我们应该认真贯彻政策，努力说服农民，关键是土改工作队的干部。”〔18〕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