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之三a）

说起杨国栋1950年在全东陵农会主席中第一个递交入党申请书的事，我们军户寨当年的农会主席郭兔娃大伯总是扼腕叹：

唉，唉，我那天为一个猪娃子误了一辈子前程！

郭伯说，那一年农会工作部部长耿福祥在讲习班上，本来给人人都点过窍，怪只怪他那阵还没开窍。年轻时在村里业余秦腔班子也登过台的郭伯，竟把耿部长当年的讲话模仿得惟妙惟肖：

同志们哪，在伟大的土改运动和镇压***运动中，我们党在乡村的支部组织也很快要建立起来，我们要把这场革命中涌现的骨干分子，及时吸收到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里来。现在先讲一切权力归农会，是因为各村还没有党支部，绝大部分村连一个***员都没有；等各村党支部、各乡丨党丨委成立后，就不能再讲“一切权力归农会”这话了，而是一切都要听党指挥！所以在坐的农会主席同志们哪，党对你们寄予厚望，希望你们在这场斗争考验中，能成为党组织中光荣的一员，最好能成为各村支部书记兼农会主席；党政合一，把劲捏到一个拳头上，才能有力打击一切敌人！党是脑瓜子，人民群众是眼、耳、口、鼻、舌、身、胳膊、腿，全身啥地方都听党指挥了，共产主义目标咋能实现不了呢？！

……

郭伯说，解放前就投奔延安受过训的耿部长，嘴头子功夫真厉害呀！话到当紧处，简直就跟说连口（绕口令）一样，东庄镇上的说书人刘铁嘴都不一定能比上！

我写到这里，蓦然想起王蒙在他的传记《半生多事》中曾回忆说，北京迎解放时，一位对他影响较深的党的革命者口才真好，理论水平很高。不过王蒙在追忆那个革命者时，只用了些溢美之词，没记录那革命者的确切言词，而愚笨如我者就听不出革命者灵魂的音符和旋律究竟是什么？我还是更习惯听我们军户寨农民伯伯郭兔娃的回忆；没文化的郭伯记忆力超强，他对1950年东陵城那个革命者耿福祥同志的演说记忆就很扎实。

郭伯说，1950年那天，耿部长在讲习班上给全县农会主席的讲话，当时只有跑过江湖的杨国栋把精神吃透咧，人家会后就问耿部长入党的手续咋办？可郭伯跟其他农会主席，都是在杨国栋已当上太公庄党支部书记、村长，又兼了全乡丨党丨委委员后，才慢慢灵醒过来的；但那时候，太公庄祠堂门外农会的牌子都换成党支部跟村委会牌子了。郭伯说，本来耿部长在会上讲的话，早都是秃子头上的虱——明摆着：要把一个村的头把交椅坐稳，光当农会主席不行，党支部书记才是一个村的真皇上，一切权力到末了都要归党啊！光当农会主席就得替农会会员说话，有时候跟上头党组织的观点、立场（郭伯那时已满口新词）就不一样咧，就要犯错误咧。郭伯说，土改后等各村党支部跟村委会的牌子都挂起来后，就都把农会牌子撇毬咧。郭伯讲到这里伤感的叹：

太公乡那一拨农会主席，一多半都吃了第一任土改工作队队长罗思恩的亏！从东陵中学调来的罗思恩提倡搞文明土改，不是恶霸地主不上斗争会，动员地主把多出的土地、牲口、家当自报缴公。到后来罗思恩被打成投机革命分子，俺这拨农会主席就一个都没当上村长跟党支部书记，能入上党的也没几个，再往后，一个个都坐冷板凳凉下去咧。唉，唉，自古来当官，只能瞅上面脸色，贵贱不敢替下面百姓说话；说是新社会人民当家作主，其实都是哄人的话。罗思恩后来为啥成“农民党”进班房咧？就是把上头的政策没吃透吆……

郭伯是1975年8月那个夜晚给我讲这些往事的。军户寨学校那年放暑假时，“贫管会”主任郭伯跟我及另一位青年民办教师组成三人留校护校小组。在酷暑难熬的夜晚，在空落落、静悄悄的校园，郭伯瞌睡少，倾诉欲又极强。我那时已怀着所谓的文学梦，就爱听那些沧桑往事，且别有用心的最爱打破沙锅问到底，我还要求郭伯一定、一定要说真话呀！郭伯巴不得有我这样忠实的听众，甚至对我用心听他倾诉都心怀感激了，所以就一再拍胸膛说，他讲的句句都是实话！他只是告诫我不敢把这些话往外传。我们三人护校小组中那个教体育的青年教师比较烦郭伯，说郭伯是罗嗦的话篓子；所以郭伯不喜欢他而特喜欢我。我在18岁那年，就这样与一位贫农老大伯成了忘年交。90年代郭伯去世后，我还专门回军户寨参加过他的葬礼。

郭伯说，1950年他们那拨瓜老实农会主席在讲习班上听了耿部长的报告后，只对耿部长嘴头子功夫服得不行，可就是没一个人脑子能灵光得像杨国栋——人家在讲习班结束那天上午，就把入党申请书递给耿部长咧。而郭伯那天跟南庄的李富有、东庄的朱满仓、城南庄的田顺来等一帮农会主席们，散会后一起到县南门外的猪市上买猪娃子去了。所以郭伯后来老说，他为一个猪娃子把一辈子前程误咧。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