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八、我家出了牛鬼蛇神
随着运动的推进，爸爸的胆子越来越小，贴大字报的人也越来越多，听到的都是谁谁揭发出来了，谁谁揪出来了，什么黄胡叶李邱，什么彭罗陆杨，都用黑墨水或者石灰水东到西歪地刷到茅坑的墙上，社屋的墙上，哪里有空那里刷，哪里醒目刷哪里，上面还打着红色的大叉叉。公社里的干部基本上都靠边站了，供销社里的领导也打倒了，几个造反派成了新的主任，当了家。老爸已不说什么话了，恐怕发生什么事。他反右的时候已经被打成右派过了，对运动特别惧怕，就象被蛇咬过人怕见烂绳子一样。
我家的一楼，约二十个平方大。用一道薄薄的砖墙分隔成二间，里面的一间是灶间，一只大灶头，边上是水缸，再边上堆着柴草。外面的一间就成了厅堂。有一张八仙桌，四条长板凳。隔墙上糊着报纸，上面贴毛主席像，像的左右二边是一副对联：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一次，我见家里的糊墙纸上印着许多毛泽东的名字，一时手痒，就顺手在报纸上也写了几个毛泽东的字。老爸一见，赶忙小心翼翼地在我写的毛泽东三个字后面补上了主席二个字。他就象一只惊弓的鸟，小心翼翼，避免任何一个细小的过失。他把家里的毛主席石膏像放在厅堂上首，经常常掸拂，不沾一点灰尘，但任凭他怎么小心谨慎，后来还是成了什么资产阶级的走资派、特务、国民党的残渣余孽、牛鬼蛇神，揪了出来。
运动的不断深入，就是互相揭发批判，公社成了革命委员会，下面的十多个大队都成立了造反派队伍，分成了好几派，红暴，省联总，全无敌战斗队，五花入门，动不动就搞武斗，用钉满长铁钉的木棍包上一块布，半夜三更去抓人，捉住了就打。我们那时还小，但也做了几根红缨枪，背在肩上去上学。高年级的学生很活跃，学校里也常开批斗大会，我们上课时也要喊几声口号，有时押几个坏人进来，胡乱批判一通。很久我都想不明白，一个农村的小山村，政治运动也会这样热烈。
一天，我正在操场玩，一个同学跑来告诉我，说街上贴着打倒我爸爸的大字报，我跑去一看，还真的，爸爸的名字写得东倒西歪，上面还有一个大红的叉，我胆颤心惊地看着大字报的内容，上面写着我爸爸是一个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分子，十六岁当国民党兵，十八岁就是少尉排长，很多很多，我已记不清了。这一下子把我弄懵了，爸爸原来是一个特务。这一下子把我们坑苦了，接下来的日子爸爸常挨批，陪斗，揪着头发坐飞机送上台，又常戴着高帽子游街，后来爸爸又被下放到农村劳动，过着清贫和屈辱的日子。
我们家这时期是最苦的时候，我们姐弟四个要上学，妈妈没有了工作，爸爸下放到一个附近的一个村子劳动改造，不供吃，我们常要送饭去，日子过得相当艰难，家里清贫如洗，想起来让人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在那个时代，做一个人也真不容易。
自从老爸被揪出来以后，我都不想去上学了，也不敢去，一些出身好的同学常嘲弄和欺侮我和弟弟，孤立我们，不准我俩与他们一起玩。记得有一次，学校在大礼堂里开会，老师在上面说着，忽然，有一个叫阿六的同学站起来高呼：打倒陈某某，也就是高呼打倒我老爸，大家楞了一下，也跟着喊，眼光都看着我和弟弟。我和弟弟也只得违心地张开嘴跟着喊，不得不喊，但心里很难受，低着头。后来台上一个老师说了，今天不是批斗会，无关的口号最好不要喊。阿六后来才没有继续喊。我很感谢这位老师，没有让我们继续出丑。
公社的批斗会经常开，一般都是在学校旁边的那块晒谷场地上，那里搭有一个台子。开批斗会的时候，上面挂着横幅标语，台上摆一排桌子，设有主席台，坐着公社的造反派领导和上面来的干部，台边上有一个桌子，是工作人员用的，主要是在会上带着喊口号。主持人说一句把反革命分子某某某带上来，就有两个民兵从后台把被斗的人押上来。这押上来也有许多手法，常用的是两个民兵把那人的手反转在背后，胸前挂一块牌子，然后各执一只手，另一只手抓住那人的头发，飞快地从后台地上通过简易楼梯押到台上，这叫坐飞机。因押上来的速度很快，有时会让被斗者跌个嘴啃泥，满嘴是血，牙齿也会掉下来。罪名重的要跪在地上，我曾经在爬在台前近距离地观察过那跪着的人，手被反绑着，浑身发抖，血和汗水不停地从脸上滴下来。罪名轻点的是挂着牌站着，低着头，表示低头认罪。有的是主要批斗对象，有的则是拉来陪斗的，壮大一下气势。老爸因为是历史问题，又不是当官的人，所以主要是陪斗的角色。接着有人上台揭发批斗，历数罪状。那工作人员瞅准时机，带头喊起口号。从打倒刘少奇，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到打倒台上被批斗的人，这口号一般是写好的，一遍遍照着高呼就行。村民们说，这喊口号也有学问和水平，某某地方，曾经出现过领喊口号的人喊错了名字，而被当场拿下揪出来，当成反革命分子批斗的。从批斗别人到自己被别人批斗，就这么快。
批斗会完了，接着往往是游街，从这个村游到那个村，村民们围观着，指点着。有时不开批斗会，也会组织游街。把一些地、富、反、坏、右和牛鬼蛇神集中起来，胸前挂一个牌子，写上罪名身份和名字，打上红叉，戴着纸糊的高帽，一个个用绳子拴着，自敲着锣，嘴里说着认罪的话，沿着一个个的村子转。我总是独自远远地看着，不敢走近，因为老爸他也在这队伍里面。
我们习惯了天灾与人祸，也习惯了人性的扭曲。
六十九、送饭到瓦窑
老爸被揪出来后，就不能在单位上班了，而是被下放到附近村里劳动了。虽然说本身就在农村的，走的是田畈路，要上山砍柴，到水井挑水，上自留地浇灌，但老爸却不会干农活，不会耕田，不会插秧，不会割稻，也不会锄草。老爸下放的那个村，对他很不欢迎，但又不敢说让爸回去。后来村支书想了一个办法，让老爸到山脚下的一个瓦窑厂去劳动。
瓦窑厂建在山脚下，说是厂其实是几间茅草棚，算是作坊，里面三四个人，有几个木板台子，平时主要做瓦片与砖头。制作的工艺也很简单，先是从山上挖来泥，倒入塘里，放入水，让牛在里面打转，这泥就变得有韧性了，取来一块，放在木板台子上，不停地捶打，整成一个方块，然后用象一把弓形的工具，切割下一条，围在一个能转动的木桶上，呼拉拉地转几下，抹平抹均匀，再用一个工具划一下，这样就很齐整了，端到室外晾干，手轻轻一敲，裂成三块，这就是瓦片了。做砖头更简单，把打好的泥放入木框中切割就行了，然后堆放在露天晾干。等砖和瓦都晾干了，就放入窑里，用柴火烧几天，再闷几天，取出来，就是成品的砖瓦了。村民们造房子用的砖瓦都是这样制造出来的。
老爸来到瓦窑厂，整天挖泥炼泥，成了一个与泥巴打交道的人。那里的几个村民也和善，不难为老爸，老爸愿意干多少就干多少，但他们喜欢戏弄老爸，与老爸聊天，学着老爸的北方话，卷起舌头，搞得很夸张，自个儿都说得笑不停。他们想教老爸怎么做砖瓦，老爸笨手笨脚的，尝试了几次坚决不学了，没这个兴趣，就挖泥挑泥，刮风下雨时，帮着一起拿草扇子盖砖瓦，免得被雨淋糊了。
老爸是早出晚归，中午的一顿饭要家里送去。我们四姐弟就轮流着送，提个篮子，里面放着饭和菜，盖上一块毛巾。路上要走半个小时，在田塍上绕来绕去。开始时我对送饭还是乐意去的，可以偷吃点饭菜，送到后，老爸吃饭的时候，我可以在那厂里玩泥巴，我对玩泥巴有极大的兴趣，做手枪，做茶杯，做想做的东西，甚至还学着做砖瓦。等老爸吃完后，我就收拾起碗筷回家，路上也可以东看看，西玩玩，溪里渠里里走走，石头打打田边的麻雀，不觉着累。但遇到下雨天，那就麻烦了，都不愿意送，刮风下雨路滑难走，淋湿了身子不说，还常跌倒打翻了篮子。
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就这样每天送饭，风雨无阻，有时单独送，有时结伴送，那条路上走了又走，都数得清要走几步到小溪，再走几步到田畈，再走几步到塘边，再几步到山脚，都走得厌烦了。在那些日子里，有时因为不愿意送饭被老妈骂过，因为打翻了饭菜被老爸骂过，我有时走累了心里也暗骂过老爸，为什么要加入国民党，害得我们也吃苦。有一次我和弟弟结伴去送，被雨淋了个透，身子也冷得抖抖瑟瑟，看到这个样子，老爸虽然默不出声，但眼眶里湿润了，他把自己的衣服披在弟弟身上，埋头飞快地吃完了饭。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老爸被换了一个地方，到离家更远的一个村去劳动。到那个村去路可不近，要翻过一个猪娘岭。因为路程远，老爸就不可能象以前一样早出晚归了，他住在了那村的一间社屋里。老爸最大的缺点是不会独自做饭做菜，以前在家里从来没有做过。这吃饭成了问题，外婆家的一个远房亲戚，在那个村里，开始是通过他们给老爸送吃的，但没有多少日子，也厌烦了，给下放劳动的人送饭名声也不好听，于是不送了。老妈没有办法，只好再托那村里认识的一个妇女抽空帮忙给老爸去做饭，一天做一次，到星期天，老妈做好饭菜，我们姐弟二个一伙轮流送去。听老爸说，那村里的妇女给他做一顿饭，他就吃一天或者吃二天，饭热一下，开水一泡，菜是霉干菜，红霉豆腐。所以每个星期天的饭菜，老妈总是要搞点油水，如猪头肉，猪大肠，板油油渣，猪血，猪肺，肉骨头等等的菜，放进一只白色搪瓷大茶杯里，包好，让我们送去。送到老爸住的那屋子，老爸看到这些好菜，精神也来了，用鼻子闻闻，问我们家里有没有这样的菜，有没有吃过，我们按照老妈事先关照的回答，家里有很多，我们都吃了。老爸这才开始放心地吃。我们要回去时，老爸总要回送一程，一直把我们送到猪娘岭顶峰的一座凉亭里，嘱咐我们姐弟在家里要听妈妈的话，多做家务，我们点头，然后挥手分别。
一家人的亲情，是灵魂深处的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