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的大学生

村里有二个大学生，一个是文丨革丨前考上的，上了一所全国著名的大学，人很文气，话也不多。大学毕业后，就留校当了老师。有时回家探亲，老爸问他，学什么功课以后最有出息最有用？他不紧不慢地笑着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有一段时间，曾经传说着他和大姐要搞对象，也托了人来说过。后来不知怎么回事，不提起了。随着他回家乡次数越来越少，也越来越被村人淡忘了。

还有一个大学生，叫阿标，原来是村里的赤脚医生，为人勤快厚道，性子很平和有耐心，是村里著名的好青年，对父母孝顺，对村民长辈有礼貌。他的家境也不错，老爸会做蚊香，用木屑拌入硝黄之类的东西，灌入一根长长扁扁约大拇指粗的纸套中，盘成一圈圈，扎住，就成了蚊香。村民都是向他家买的。一盘蚊香可以点一个晚上，效果也不错。

有一年，阿标被推荐上了大学，那时上大学是推荐的，叫工农兵大学生。本来这推荐上去读大学也是要考的，一九七三年，有一个叫张铁生的知青，被推荐参加大学考试，考试题不会做，考卷上是一片空白，于是他就在试卷背面上给“尊敬的领导”写了一封信。我网上查了一下，信上是这样说的：

“本人自一九六八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职工作。每天近十八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我的时间只在二十七号接到通知后，在考试期间忙碌地翻读了一遍数学教材，对于几何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题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不愿没有书本根据的胡答一气，免得领导判卷费时间。所以自己愿意遵守纪律，坚持始终，老老实实地退场。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在这夏耕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钻到小屋子里面去，那是过于利已了吧。如果那样，将受到自己与贫下中农的革命事业心和自我革命的良心所谴责。有一点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我在队里是负全面、完全责任的。喜降春雨，人们实在忙，在这个人与集体利益直接矛盾的情况下，这是一场斗争(可以说)。我所苦闷的是，几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我也不再谈些什么，总觉得实在有说不出的感觉，我自幼的理想将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这是我唯一强调的理由。我是按新的招生制度和条件来参加学习班的。至于我的基础知识，考场就是我的母校，这里的老师们会知道的，记得还总算可以。今天的物理化学考题，虽然很浅，但我印象也很浅，有两天的复习时间，我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等都清白。对于我这个城市长大的孩子，几年来真是锻炼极大，尤其是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观的改造方面，可是一个飞跃。在这里，我没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我感觉并非可耻，可以勉强地应付一下嘛，翻书也能得它几十分嘛。但那样做，我的心是不太愉快的。我所感到荣幸的，只是能在新的教育制度之下，在贫下中农和领导干部们的满意推荐之下，参加了这次学习班。”

好家伙，后来报纸上用《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登出了他的这信。说他看起来似乎交了白卷，然而，但是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是不可得多得的人才。张铁生一夜之间成了名噪全国的勇于交“白卷”的反潮流英雄。最后被一所全国名牌大学请进了校门。从此以后，上大学就只需要推荐不用考试了，名额下到公社，分配到大队，推荐出村里公认的优秀青年，就可以上大学了。

阿标被推荐到省城医科大学读书，毕业后没有回到家乡，而是留在省城工作了。我到省城读大学时，去他的单位找过他，在很安静的郊区，好象是个防疫单位。没有多久，发生了一件事，热心的村人给他提亲，一个女的上门来相亲，结果那女孩子却相中了他的弟弟，没有相中他。这个打击是巨大的，阿标从此好象受了刺激，犯上了病，总是默不出声，一天到晚仿佛在沉思着什么。我估计他当时是得了现在流行的抑郁症。后来病情越来越重，只好回家休息疗养。

如果当年阿标没上大学，还是在村里做他的赤脚医生，应该生活得很开心，姑娘相不中他也不会觉得是什么可丢脸的事，但读过大学，又在省城工作，这么好的条件，被一个村姑看不中，打击太大了，承受不了。

真是塞翁得马，焉知非祸呀。